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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陆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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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目标:建立专业信任,获取诊疗决策的完整逻辑链(特别是关键节点A、B)。潜在冲突点:费用问题(DRG超支)、家属引入外部律师。

应对:强调风险前置管控的重要性,建议仁和主动准备‘人道主义援助’预案(金额待商),以应对可能升级的舆论或法律挑战。底线:维衡的立场是‘风险管控’与‘合规护航’,非直接谈判代表。

写到“人道主义援助”时,他想起昨晚王允仪那句“理千头万绪”。这些“绪”,归根结底是利益和风险的重新打包与分配。他要做的,就是让这个打包过程看起来合法、合理,甚至略带几分不得已的温度。

在这个过程里,最棘手的就是家属那边。如果对方并不满意他们提供的预案,或者对方一样拿出一份预案,则又是一轮节外生枝。

陆律师,徐维桢在笔记本上圈了个圈。

他快速在几个内部系统和律师协会公开信息里检索,又给两个在红圈所专做医疗业务的前同事发了简短的询问消息。

反馈很快,这个名字在主流红圈所和G市头部律所的合伙人、资深律师名录里都没出现过。

公开案例显示此人主要活跃于邻近的J省,代理的多是些标的额不大、但程序复杂或带有舆情因素的骨头案,风格被描述为“难缠”、“善于利用规则和舆论制造压力”。

一个不在传统精英赛道里、专挑硬骨头啃的游击律师。徐维桢关掉页面,心里有了个粗略的画像。

这人是变量,但既然是家属“刚联系上”,说明还在初步接触阶段,且其根基和主要战场都不在G市。

威胁存在,但非燃眉之急。他将其归类为需监控的潜在扰动项,优先级暂时后移。眼下,程观澜和柴科长是更近、更核心的棋。他记下几个陆律师代理过的典型案件编号,准备有空时再细究其手法。

合上材料,他看了眼时间,下午五点。时候还早,他不打算枯坐,他需要动起来,获取更立体的信息。

他拿起外套和车钥匙,对秘书交代一句:“我出去一趟,有事电话。”

电梯平稳下行,金属厢壁映出徐维桢清晰的轮廓,也映出他眉宇间短暂的沉吟。

在到达律所所在楼层和车库之间的某个楼层时,徐维桢按了开门键。这一层是其他公司和机构的办公区,午后走廊空旷安静,消防通道的绿色指示牌幽幽亮着。

他没有走向任何一扇办公室门,而是拐进了厚重的消防门后的楼梯间。

这里是他发现的整栋楼里最隐秘的角落,只有偶尔会有一些神情疲惫的清洁工经过,宛若漂浮的幽灵一般安静而冷漠。空气里弥漫着混凝土与灰尘的气味,像城市巨兽未被装饰的腹腔。

在这里,让他能稍微卸下一点在新环境里必要的姿态,专注于处理最敏感的那条线。

徐维桢走到楼梯转角处的平台,这里离上下入口都有一段距离。他靠着冰冷的墙壁,确认上下无人,手机信号也还算稳定。

联系柴科长?这个念头如同暗夜中的火花。昨晚宴会上,柴科长对程观澜那几句看似随意的敲打,在徐维桢听来,无异于一场精妙的权力探戈,他在展示,在王副厅长的叙事之外,还存在另一个审视者,甚至是一个潜在的制衡点。

但贸然联系,是蠢棋。他刚借着王副厅长的宴请露了脸,此刻身上还带着“王厅欣赏的年轻人”这层若隐若现的标签。直接找上对仁和颇有微词的柴科长,容易让人误解:是代表王厅探口风?还是急于另寻码头?哪一种都会把他架在火上烤。

他需要一道缓冲区,一个自然的、不引人注目的由头。

沉思良久,徐维桢还是决定从谢屹身上下手。

先给谢屹的秘书发了条信息:“李姐,上次谢par提过想更新药械监管部分的资料库,我这边刚拿到一份不错的行业分析初稿,涉及DRG和临床用药,您看是否需要我先整理个摘要,方便谢par把握动态?”

消息发出,他靠在墙壁上,安静地看着走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

几分钟后,手机屏幕亮起,是谢屹秘书的回复:“徐par费心。谢par最近确实关注这方面,摘要可以的。另外,药监局的柴科长好像对这块也有研究,你们之前是不是在云顶见过?谢par提过一句,柴科人不错,可以交流。”

徐维桢看着屏幕,嘴角微不可察地弯了一下。

这就是他想要的由头。秘书的回复,至少传递了两层意思:第一,谢屹知道他见了谁,甚至可能默许或鼓励这种接触;第二,“可以交流”四个字,是一种含蓄的背书,降低了直接联系的政治敏感性。

这下出发点有了,柴科长那边呢?直接打电话过去,以请教之名?太生硬,也太掉价。

他徐维桢不是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柴科长也不是有问必答的咨询台。他需要的是建立一种对等的、甚至让对方觉得有价值的联系。

他迅速调出了柴科长近两年在公开论坛上的发言摘要、在行业期刊上发表的署名文章,特别是所有涉及“创新药临床监管”、“医保支付与药品经济性评价”、“DRG落地中的药事管理”的内容,哪怕只是挂名也不放过。

搜过一遍后,他快速浏览了药监局官网近期的人事动态和职能调整通知。

信息碎片在脑中快速拼合:柴科长是技术官僚出身,在药监体系内资历不浅,但似乎卡在科长位置有段时间了;他发表的言论,常常强调“监管的科学性与前瞻性”,以及“防止临床滥用与医保基金穿底”,这与仁和系目前略显粗放,或者说强势的推进风格,存在理念上的潜在冲突。

更重要的是,徐维桢注意到,柴科长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一个由医保局牵头的研讨会上,而王副厅长并未出席那次会议。这里存在一个微妙的权力间隙。

机会就在这里。

他需要创造一个自然的接触点,这个点必须足够专业,足够有吸引力,让柴科长无法轻易拒绝,甚至心生兴趣。

他用手机登录了一个非实名的学术文献查询账号,这类账号在红圈所很常见,用于前期尽调。他检索了“安凝素”同类药物在国际上引发的几起典型监管争议和诉讼案例,特别关注其中“超适应症使用”和“临床数据披露完整性”这两个焦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找到了柴科长在某次内部研讨会上的讲话稿,稿中恰好有一段关于“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创新药全生命周期监管”的论述。

徐维桢将柴科长的这段论述,与那几起国际案例的核心争议点,做了简单的交叉对比。他发现,柴科长提出的“监管前瞻性”原则,如果套用在“安凝素”目前的争议上,会引出一系列非常尖锐、且仁和未必愿意面对的问题。

他编辑了一条邮件,措辞极其考究:

“柴科您好,冒昧打扰。我是维衡律师事务所徐维桢。昨夜云顶聆听您关于创新药监管平衡的见解,深有启发。近日研读国际同类药物监管案例,见其争议核心多集中于‘超适应症使用边界’与‘临床数据透明度’,恰与您提及的‘全生命周期监管’及‘基金风险防控’理念形成有趣映照。您在去年的研讨会中监管需预见性介入的观点,尤为精辟。不知您近期是否方便,就此类国际经验本土化应用的实务难点,能有片刻交流?深知您公务繁忙,无论可否,均感谢您时间。”

信息滑入网络。他收起手机,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在楼梯间又站了一会儿,仿佛需要这点绝对的安静来沉淀刚才那番心思缜密的操作。短信已经发出,球到了对方半场。他不能显得急切,无论是离开这个隐秘空间,还是期待回复。

大约五六分钟后,他才推开消防门,重新走入走廊,搭乘电梯直接返回了自己办公室所在的楼层。

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时,秘书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询问。

“还是低估了晚高峰,楼下兜了两圈,连车库都没出。”徐维桢随口解释了一句,冲秘书眨了眨眼,“外出摸鱼的话得避开这个点,经验之谈。”

秘书冲他一笑,重新埋首于工作。

徐维桢走进里间,关上门。办公室重新被寂静和熟悉的景观包围。他脱掉外套搭在椅背上,坐回桌前,向后靠在椅背上,闭了闭眼。

楼梯间里那种刻意的隐蔽感和紧张感缓缓褪去,取而代之的是重回自己领地的掌控感。短信已发出,柴科长那边的线算是以他想要的方式抛了出去,剩下的就是等待和对方的应对。

此刻,他更需要专注的是明天与程观澜的会面。那才是眼下最直接、也最可能碰撞出火花的战场。

他定了定心神,开始准备明天和程观澜的会面的要点。

忙忙碌碌直至深夜,手机才在静音模式下屏幕亮起。是一条回信,比他的更简短:

“徐律师有心。周四下午三点后,办公室电话。可谈二十分钟。——柴”

没有寒暄,限定时间。这是一种矜持的接纳。徐维桢熄灭手机屏幕,窗外都市的霓虹倒映在他眼底,像一片供他征服的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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