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手的时候不算和平,也不算惨烈,只是两个人都觉得走不下去了。她太理想主义,他太实用主义,他们看待法律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
她认为法律应该是弱者的铠甲,他认为法律首先是强者的游戏规则。理想太飘忽,现实太沉重,这种分歧在校园里可以被包裹在浪漫的争论里,在出校园之后就变成了日复一日,具体又磨人的裂痕。
他记得最后一次争吵,不是因为什么大事。只是他在律所实习连续加了三天班,她来给他送饭,他一边吃一边讲起一个案子。
委托人是个小公司,被大公司用专利池战术打得喘不过气,他花了一个通宵找到了一个程序上的漏洞,可以帮委托人争取到管辖权异议,赢得宝贵的缓冲时间。
他说得眉飞色舞,甚至有些得意。
她听着,先是没说话,后来问了一句:“那个大公司的专利池,本身合规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诚实地回答:“不太合规,但那是另一个案子的事,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帮委托人争取时间。”
她说:“你的委托人是小公司,那大公司的委托人也找了律师,如果对方的律师也像你一样聪明,找到了一个程序上的漏洞,把这个防线戳穿了,你怎么办?”
他说:“那就再找下一个漏洞。”
她说:“你们不是在做正义,你们是在做军备竞赛。”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他最得意的地方。他想反驳,但不知道从何说起,因为她说的没错,他心里清楚。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花了一个通宵找到的那个程序漏洞,本质上不是什么“法律智慧的闪光”,只是锦上添花的奇技淫巧,不过是两个聪明人之间互相拆台、互相瓦解的博弈游戏而已。
那天的饭他吃得很沉默。她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最后也没说。
事实上他们之间早已多次出现了这样的端倪,只是量变产生质变,事情积压至此,两人都已无法粉饰太平。
分手后,他把她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了。不是恨,是怕。怕自己会在某个扛不住的夜晚点开她的头像,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他甚至把她的名字在手机通讯里设成了“不要联系”,这样每次翻到的时候就会被提醒一次。
但那天晚上,在宿舍里,面对那个做不出来的课题,他在搜索栏里输入了她的名字。
不抱希望,只是想看看。
他没想到她会接。
电话响了很久,久到他以为她不会接。然后那头传来她的声音,背景音里有翻书的声音,大概是在图书馆。
“喂。”
就一个字。没有“你好”,没有“哪位”,只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喂”。
他张了张嘴,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叫“沈行简”太生硬,叫“行简”又太亲密。最后他绕过了称呼,直接说了正事。
她听得很认真。他描述自己的困境时,她没有打断,只是在几个关键节点上“嗯”了一声,表示她在听,也表明她跟上了他的思路。他说完以后,她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了一句话。
“你说的这些框架,不管是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合同法,它们的前提假设是不一样的。反垄断法假设市场是竞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假设消费者是弱势的,合同法假设双方是平等的。同一个行为,放在不同的假设里,结论当然是矛盾的。”
他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了。
“所以你需要问的不是‘这个行为在法律上怎么定性’,而是‘这个行为发生在哪个场域’。”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她早就想清楚了的结论,“如果一个老用户被平台杀熟了,他想换平台,但所有主流平台都这么做,他就没有选择。这个时候它就不是合同纠纷,是市场失灵,应该用反垄断法来管。如果他有选择,只是懒得换,那就是合同法的事,因为是他自己同意了那个价格。”
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帕累托问的是谁受益、谁受损、受益的人有没有补偿受损的人。你的答案如果是没有,那就是市场失灵,不应该用合同法来消化。”
他拿着手机,在宿舍的椅子上坐了很久。
他没有说谢谢,她也没有问还能不能再见面。电话挂断之后,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个空白的文档,忽然觉得眼前的路亮了一些。
不是因为他得到了答案,而是因为她给出的那个“场域”的思路,让他找到了一个能把所有碎片拼在一起的地图。不是一个现成的答案,但比他之前读过的所有文献都更接近那个答案的本质。
他开始动笔。那篇论文最后发表在一个核心期刊上,导师很满意,甚至推荐他到某家知名律所的合规部门实习。
但论文的作者栏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
他署名了。
因为这个课题是他接的,代码是他写的,论证框架是他搭的,沈行简只是接了一个电话,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既不是论文的核心论点,也不是独创性的理论贡献,只是帮他理清了思路,在学术规范上,她构不上“合作者”的资格,最多在致谢里提一句。
致谢他确实写了,在最后一段的倒数第二行:“感谢沈行简同学在理论框架上的启发与讨论。”
七个字。没有名字的全称,没有校名,没有任何能让读者定位到她的信息。七个字,被淹没在论文结尾那一长串“感谢某某教授悉心指导”、“感谢某某师兄提供数据支持”、“感谢家人支持与理解”的套话里。
他当时觉得这很正常。
直到今天,他想起这件事,忽然觉得自己欠她一个……不是道歉,是一件他再也无从核实的事情。他想起她在电话那头平静的声音,想起她说“你的答案如果是没有,那就是市场失灵”时的笃定,想起她可能说这些话的时候正坐在某个旧图书馆的角落里,手边也许摊着帕累托的《政治经济学手册》或者一本翻烂了的《反垄断法释义》。她讲这些话的时候,不需要翻书,不需要查资料,那些结论已经在她脑子里长好了,像一棵树,从根到叶全是她自己一点一点读出来的。
她没要过任何东西。没有署名,没有酬劳,甚至连一句正式的谢谢都没有听到。她只是在那个晚上接了他的电话,听他说完,然后给出了一个他花了几周都没找到的思考方向。
然后挂了电话,继续翻自己的书。
他没再打过。她也没再联系过。
那句“谢谢”,至今还卡在他喉咙里。
想到这里,徐维桢把第四杯酒灌了下去。
酒意已经浓了。他用模糊的视线看了一眼客厅,水晶灯的暖光在他视网膜上晕开,像一团泡在水里的蛋黄。他靠在沙发上,头仰着,天花板在缓慢地旋转。旋转当中,那些被酒意泡发的记忆像水草一样从深水区浮上来,缠住他的脚踝,把他往下拽。
他又想起高中了。
不是上次回忆的那间洒满阳光的教室,是学校对面的那个旧书摊。
那个书摊开在一条窄巷子里,门面不大,里面堆满了从各处收来的旧书,空气里弥漫着纸张霉变的气息,混着主人养的那只橘猫的味道。老板是个戴老花镜的老头,不爱说话,结账的时候只在计算器上按出一个数字,然后把书装进塑料袋里递过来,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句话。
沈行简是那里的常客。
他第一次跟她去,是被她拽去的。她说“我发现一个地方,你一定喜欢”,那笃定的语气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又像是送他一份精心挑选了很久的礼物。
那条巷子很窄,两个人并排走,肩膀会蹭到墙壁上的青苔。她走在前面,步子很快,马尾辫在脑后甩来甩去。他跟在后面,看她那双刷得发白的帆布鞋踩在水渍未干的水泥地上,心里想的是:如果此刻有人在巷口拍一张照片,大概会以为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个午后。
旧书摊在巷子最深处的拐角。他站在门口,第一反应不是惊喜,是心疼,不是因为书店太破,而是因为她找到这个地方,一定费了不少功夫。她身边没有哪个同学会知道这种地方的存在,绝大多数人的周末活动是看电影、逛商场、在肯德基写作业。她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这座城市的老城区里一条巷子一条巷子地穿,才发现了这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