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家学会，”委员提醒他，“你要小心泰勒教授那一派的人。他们会揪住你理论框架的‘非正统性’不放。”

“所以我不打算用传统经济学框架。”温斯顿微笑，“我打算借用生物学的一个概念——‘适应性’。我们的技术包，就是一个能让知识在不同环境中自我调适的‘基因’。”

委员眼前一亮。“妙！这既新颖，又避开了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之争。”

中午，他在草坪上散步时，遇见了马歇尔。

“演讲准备得怎么样？”马歇尔问。

“差不多了。”温斯顿说，“但我还在想，要不要提苏格兰的事。”

马歇尔摇头。“别。皇家学会只关心成功，不关心苦难。邓肯的火，留到私下讲。”

温斯顿点头。他知道，马歇尔说得对。在那个场合，情感是奢侈品，效率才是硬通货。

下午，他去找了费尔法克斯教授，请他预演一遍演讲。

教授坐在壁炉边，闭目聆听。温斯顿站在房间中央，像在真正的讲台上一样，完整地讲了一遍。

讲完后，教授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睁开眼，只说了一句：“删掉第三页关于资本效率的论述。太干了。换成老约翰那句‘感觉自己像个工程师’。那句话，值一千个数据点。”

温斯顿立刻照办。

他知道，教授是对的。人心，永远比数字走得更远。

晚上，他最后一次修改演讲稿。

将所有拗口的句子简化，将所有模糊的表述精确化。他对着镜子练习表情和语速，确保每一句话都能清晰地传入最后一排听众的耳中。

他知道，这不仅是一次演讲，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认知植入”。

周四，他收到了皇家学会秘书处的确认函，附带一份详细的流程说明。

演讲时长严格限定为三十分钟，之后有十五分钟问答。他注意到，问答环节的主持人，正是泰勒教授。

他微微一笑。

这正合他意。

周五，他去了金工车间，取回了为演讲特制的“教具”——一个缩小版的量具模型和一块复合龙骨样品。

他要用实物，证明自己的理论并非空中楼阁。

周末，他哪儿也没去，就在宿舍反复演练。

一遍，两遍，十遍……直到每一个停顿、每一次眼神交流，都成为肌肉记忆。

周一清晨，他收到了彭布罗克教授的消息：“摩根和罗斯柴尔德都会派人出席。好好表现。”

温斯顿心中了然。

资本的眼睛，永远盯着下一个风口。

周二，他最后一次检查了所有材料：演讲稿、幻灯片、教具、备用电池、甚至一套备用西装。

万事俱备。

周三，他早早睡下，养精蓄锐。

周四，也就是五月十四日，他一整天都在图书馆静坐。

不看书，也不写字，只是放空自己。他知道，明天的讲台，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而是一颗澄澈的心。

傍晚，他回到宿舍，准备最后整理一下行李。

演讲在伦敦，他需提前一天出发。

就在这时，门房派人送来一个口信：

“有位自称麦克雷先生的绅士，在楼下等您。他说，事关紧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