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关键数学家（她后来知道那是艾伦·图灵）的团队成员，其家人从沦陷的欧洲逃亡至英国，陷入法律和居住权困境，几乎耗尽了该成员的精力。埃芙琳通过一位与她沙龙有联系的、精通国际法的年轻律师，以“私人法律援助”的形式，迅速而安静地解决了问题，未引起任何官方注意。
另一个小组急需一种特殊型号的电子管，常规军用渠道因优先级问题调配缓慢。埃芙琳想起了沙龙里那位痴迷无线电技术的年轻子爵，他的私人实验室里恰巧有一批库存。一次“偶然的午后茶会”，一番“关于无线电元件战时民用潜力”的闲聊，几天后，这批电子管便以“私人捐赠给某项前景不明的实验”的名义，送到了需要它的地方。
还有一次，她得知某个研究小组因地处偏僻，新鲜食物和取暖燃料供应时常中断，影响士气。她不动声色地调整了王室对附近几个村庄的“农庄慰问”路线和物资清单，确保有“多余”的牛奶、鸡蛋和煤炭，“顺路”提供给那个“为国家服务的学者社区”。
所有这些行动，都披着“王室对学术机构的普遍关怀”或“私人慈善”的外衣，分散、微小、不起眼，如同滴入沙漠的水滴。埃芙琳从未与图灵或其他核心人物直接见面（那太危险），她的指令通过两到三个绝对可靠、彼此不知全貌的中间人传递。她就像一个隐藏在重重帷幕后的策展人，只确保关键的展品不被尘埃覆盖，而从不走上前台。
只有一次，在1941年深冬，她通过中间人收到了一张没有署名、字迹潦草的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齿轮开始咬合。谢谢。” 她将便条在壁炉中焚毁，跳跃的火光映照着她沉静的脸。她知道，自己可能为那台名为“巨人”的、即将吞噬德军秘密的机械巨兽，润滑了一两个至关重要的轴承。这就够了。这是她的战场，寂静，无形，但或许能扭转千里之外战场的天平。
如果说对布莱切利园的支持是埃芙琳基于前瞻性直觉的“奇兵”，那么她对心理创伤的关注，则是源于她灵魂深处无法磨灭的医者本能与对人类痛苦的深刻共情。西幻世界的宫廷倾轧、古埃及瘟疫中的挣扎，让她太明白恐惧、丧失和绝望如何摧毁一个人，进而瓦解一个社群。
伦敦大轰炸开始后，地狱般的场景每晚都在上演。报纸和广播赞扬着“伦敦佬的坚韧”，但埃芙琳在沙龙里听到的，是更多的细节：整夜无法入睡、一听到警报就失控颤抖的儿童；变得沉默寡言、易怒、仿佛灵魂被抽走的男人；在废墟中徒手挖掘、指甲脱落也浑然不觉，随后陷入长期麻木的妇女。这些不仅仅是“战争疲劳”，这是深入骨髓的心理创伤。
她不能建立挂牌的“心理诊所”——那在当时会被视为标新立异甚至动摇士气。但她可以推动一种更柔和、更具渗透性的模式。她将这个想法与贝丝分享，出乎意料地，妹妹立刻理解了。
“我在补给站看到过一个机械师，”贝丝低声说，她们在温莎城堡昏暗的防空洞里，听着远处沉闷的爆炸声，“他技术很好，但手总是抖。没人说他什么，但大家都避开他。那不是他的错，埃芙琳。我能感觉到他的痛苦，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埃芙琳握了握妹妹的手。贝丝在辅助服务团的经历，让她直接触摸到了战争的人性成本，这比任何理论说教都更有力。
埃芙琳的行动再次体现了她的风格：借助现有框架，注入新理念。她首先联络了几位在牛津结识的、对新兴的“战争神经症”研究感兴趣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他们往往处于学术边缘）。同时，她通过教会和妇女志愿服务组织（WVS）的渠道——这些组织深入社区，拥有信任基础。
她推动了一个名为“社区倾听与互助”的试点项目，名义上是WVS关怀服务的“延伸培训”。埃芙琳亲自参与了培训手册的编写（借用现代危机干预和创伤知情护理的基本原则，转化为当时可接受的语言）。核心内容很简单：识别常见应激反应（失眠、惊跳、退缩、易怒）、提供非评判的倾听、鼓励基本的日常规律、连接实际的社区支持（食物、住所、儿童照看），最重要的是，将严重的个案 discreetly（谨慎地）转介给少数参与项目的专业医生。
培训对象是精选的WVS骨干和教区志愿者。埃芙琳没有亲自授课，而是由她信任的医生出面。她则通过沙龙，邀请了一些前线的护士、撤离点的教师、甚至经历过一战的退伍老兵来分享经验，让培训不仅仅是理论。
这个网络缓慢而坚定地铺开。在东伦敦某个被炸毁的街区，一位受过培训的WVS女士没有急于分发汤水，而是先坐下来，陪一位盯着自家废墟发呆的老妇人坐了很久，直到老妇人开始喃喃讲述她丢失的婚纱照片和儿子的玩具火车。在肯特郡的疏散儿童接待家庭，女主人学会了识别某个总是尿床、咬指甲的男孩的恐惧，不是责备他，而是给他一个固定的角落和一项简单的每日任务（比如给蔬菜浇水），建立起安全感。
埃芙琳还秘密资助了一项小规模研究，跟踪记录这些早期干预的效果。数据粗糙，但趋势令人鼓舞：接受了“倾听与基础支持”的家庭，其成员恢复社会功能的速度似乎更快，酗酒和家庭暴力的报告也更少。
这项工作没有勋章，没有头条。它存在于昏暗的社区大厅、拥挤的防空洞、志愿者的低声细语中。但它像一道隐形的防波堤，在惊涛骇浪中，为无数破碎的心灵提供了一小片得以喘息的礁石。许多年后，当“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成为公认的概念，国家相关的支持服务逐步建立时，一些最初的参与者会模糊地想起，战争期间似乎有过一些“不一样的关怀培训”，据说最初来自某个“高层的关注”。但线索早已湮没在时光中。这正是埃芙琳所期望的：理念先行，行动悄然，功成不必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