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邶风收到那条消息的时候，正在开会。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刘正茂坐在长桌的另一端，面前摊着一沓文件，嘴巴一张一合，正在说“温氏需要更年轻的管理层”之类的话。温邶风没有在听。她的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但她在屏幕亮起的那一瞬间看到了那行字。

“我很好。”

发消息的人备注是“温若”。她从来没有改过这个备注。从三年前温若回温家的第一天，她存下这个号码的时候，打的就是“温若”。不是“妹妹”，不是“二小姐”，就是“温若”。两个字，十一个笔画。她打了无数次，每一次看到这两个字，心跳都会快一拍。

这一次，心跳停了。

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然后她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抬起头，看着刘正茂。

“你继续说。”她说。声音很平，和平时一模一样。

刘正茂愣了一下。他大概以为她会反驳，会生气，会拍桌子。但她没有。她只是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任何表情。那种没有表情的表情，比任何愤怒都更让人后背发凉。刘正茂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下去。温邶风听着，偶尔点头，偶尔在文件上写几个字。她看起来在认真开会，但她的脑子不在会议室里。她的脑子在那条消息上——“我很好”。

她知道温若不好。她什么都知道。她知道温若搬出了温家主宅，在城市的另一端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公寓。她知道温若在那间公寓里对着白墙发呆，整夜整夜睡不着。她知道温若开始喝酒，开始去酒吧，开始和各种各样的人混在一起。她知道温若在网上发那些照片，笑得灿烂，但眼睛是空的。

她都知道。因为她从来没有停止过看她。

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散会的时候，刘正茂走到她面前，压低声音说：“温总，你考虑一下我的提议。”温邶风看着他，说了一个字：“不。”然后她拿起手机，走出会议室，走进电梯。

电梯里只有她一个人。她靠在电梯壁上，看着手机屏幕上那行字——“我很好”。她打了几个字：“那就好。”看了几秒，删掉了。又打了几个字：“早点休息。”又删掉了。又打了几个字：“对不起。”还是删掉了。

她不知道该怎么回。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想说“你不好”，但她说不出口。她想说“回来吧”，但她知道温若不会回来。她想说“我想你”，但她不敢说。因为说了，她就输了。不是输给温若，是输给自己。输给那个一直藏在面具底下、不敢见人、不敢承认、不敢爱的自己。

她把手机放回兜里，走出电梯，走出大厦，上了车。赵叔已经在车里等着了，看到她出来，没有说话，发动了车。

“回家。”她说。

车驶出停车场，汇入车流。温邶风靠着座椅，闭上眼睛。脑海里是温若的样子——不是现在的样子，是以前的样子。是她刚回温家时的样子，穿着洗得发白的卫衣，脚上是一双磨破了边的帆布鞋，手里拎着一只磨白了边的帆布行李箱。她站在那间大得空旷的房间里，像一只误入宫殿的蚂蚁。

那天晚上温邶风给她做了一碗面。荷包蛋煎得焦焦的，面条粗细不均匀，汤底放多了盐。温若吃完了，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放下碗的时候，她抬起头，看了温邶风一眼。那个眼神温邶风记了三年——不是感激，不是感动，是一种更小心的、更试探的、像是“你对我好，但我不确定你是不是真的对我好”的东西。

那个眼神让温邶风的心脏疼了一下。不是那种尖锐的疼，是一种闷闷的、钝钝的、像是什么东西压在胸口上的疼。她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后来她知道了。那是心疼。她心疼温若，从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就心疼。七岁的温若站在门口，敲到手都红了，眼睛红红的，嘴唇在发抖，但一滴眼泪都没掉。她心疼那个小女孩。她想保护她，想把她藏起来，想让全世界都不能伤害她。

但她不知道该怎么保护。她只会一种方式——控制。把她锁在身边，替她做决定，把所有的危险挡在外面。她以为那就是保护。她不知道那是在把温若推远。

车停在温家主宅的车库里。温邶风下了车，走进主宅，上了楼。经过温若的房间门口，她停下来。门关着，里面没有灯光。温若不在。她已经不在了。这间房间已经空了一年多了，但温邶风从来没有让人动过里面的东西。床上的被子还是温若走的那天的样子，掀开着，枕头歪在一边。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早就干了，杯底有一圈白色的水垢。衣柜里挂着温若的衣服——卫衣、牛仔裤、T恤，还有一些她给温若买的裙子，吊牌还没剪。

温邶风推开门，走进去。房间里很暗，窗帘拉着，空气里有灰尘的味道。她走到床边，坐下来。床单是凉的，和她每次坐在这里时一样凉。她伸出手，摸了摸枕头。枕头上什么都没有了。温若的味道早就散了，被时间、被灰尘、被空荡荡的房间吞噬了。

她坐在那里，坐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黑了，久到花园里的灯亮了，久到王妈来敲门叫她吃饭。

“大小姐，晚饭好了。”王妈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不吃了。”她说。

王妈沉默了一会儿，走了。

温邶风站起来，走出温若的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她换了衣服，洗了澡，躺在床上。床很大，被子很软，枕头高度刚好。一切都很舒服，但她睡不着。她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连一条裂缝都没有。不像温若的房间，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很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温若曾经指着那条裂缝跟她说：“你看，这条裂缝像不像一道伤疤？”她当时说“不像”，温若笑了，说“你看什么都觉得不像”。

那是她们唯一一次讨论那条裂缝。后来温若再也没有提过。但温邶风每次经过她的房间，都会看一眼那条裂缝。它一直在那里，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待着，像一道永远愈合不了的伤疤。

温邶风翻了个身，面朝窗户。窗帘没拉严实，透进来一线月光，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细细的白线。她盯着那条白线，想起了温若第一次来温家的那个晚上。那天晚上她也看到了这条白线，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这条白线会成为她未来三年里每天晚上都会盯着看的东西。

她拿起手机，打开和温若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消息是温若发的：“我很好。”时间是今天下午三点十七分。她没有回。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她想回点什么，哪怕是一个句号。但她不敢。她怕回了之后，温若会再发一条，然后她又要回，然后她们又要开始那种“嗯”“好”“。”“注意安全”的对话。那种对话让温若难过，她知道。她不想再让温若难过了。

她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闭上眼睛。

她睡不着。她已经很久没有睡好了。从温若走的那天起，她的睡眠就变成了一块破碎的镜子，怎么拼都拼不完整。有时候她凌晨两点醒来，再也睡不着。有时候她整夜整夜睁着眼睛，从天黑等到天亮。有时候她睡着了，但梦里全是温若。温若在厨房窗前站着，温若在餐桌前坐着，温若在车里吻她，温若说“我爱你”，温若说“等我”，温若说“对不起”。

每一次梦到温若说“对不起”，她都会醒。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她不记得自己哭过，但枕头记得。

第二天早上，她起得很早。六点，天还没亮。她换了衣服，下了楼，开车出了门。她没有去公司。她去了城市另一端的一栋居民楼。

那是温若住的地方。

她把车停在路边，没有熄火。她坐在车里，看着四十七楼那扇窗户。窗户关着，窗帘拉着，看不到里面。但她知道温若在里面。她知道温若昨晚又喝了很多酒，因为她在温若的出租屋里装了摄像头。不是那种针孔的、偷拍的摄像头，是那种需要告知的、合法的——“家里有摄像头，请注意”的那种。她在温若搬进去的第一周就装了，以物业的名义。温若不知道，因为她从来没有仔细看过那份物业协议。

温邶风知道这是不对的。她知道这是侵犯隐私，是控制欲，是病。但她控制不了。她必须知道温若是不是安全的，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又哭了。她需要看到温若，哪怕只是屏幕上一个小小的、模糊的身影。她需要确认温若还在，没有消失，没有离开这座城市，没有从她的生命里彻底蒸发。

她拿出手机，打开监控APP。屏幕亮了，画面是温若的卧室。温若躺在床上，被子裹得紧紧的，只露出一小截头发。她睡得很不安稳，翻来覆去，眉头皱着。温邶风看着她，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熄灭了，她又点亮，又熄灭，又点亮。

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在偷看一个不想被她看到的人。她在用一种被温若最恨的方式，靠近温若。

“温若。”她小声说。

没有人听到。

她在车里坐了一个小时。七点的时候，她发动了车，去了公司。这一天和之前的每一天一模一样——开会，签文件，接电话，回邮件。晚上她回到温家主宅，经过温若的房间门口，停下来，站一会儿，然后回自己的房间。凌晨两点醒来，睁着眼睛看天花板，等着天亮。

她去看了一次心理医生。不是温若离开之后去的，是很久以前就去了。温若还在温家的时候，她就去了。那时候她发现自己对温若的感情不正常——不是姐妹之间的感情，是另一种，更深的，更危险的那种。她以为自己是变态，以为自己有病，以为自己需要治疗。

医生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姓陈，头发花白，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很慢，每一句都像是在做总结。

“温小姐，”陈医生看着她的测试报告，“你不是有病。”

“那我是什么？”

“你是太害怕失去了。”

温邶风看着她，没有说话。

“你的偏执型人格障碍评分在临界值上，”陈医生说，“但我认为这不是病理性的，是应激性的。你对温若的控制欲和占有欲，源于你对失去她的极度恐惧。你害怕她离开，所以你试图控制她。你害怕她受伤，所以你替她做决定。你害怕她看到你的不完美，所以你把自己藏在一张面具后面。”

温邶风的眼泪掉了下来。她没有擦，就那么让眼泪流着。

“陈医生，”她说，“我能治好吗？”

陈医生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

“你能学会控制你的行为，”她说，“但你很难改变你的本能。你想保护她，这是本能。你想控制她，这是行为。你可以不控制她，但你不可能不害怕失去她。”

“那怎么办？”

“接受。”陈医生看着她，“接受你会害怕，接受你控制不了她，接受她可能会离开，接受你可能无法承受。接受这一切，然后继续活着。”

温邶风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手在发抖。

“陈医生，”她说，“如果她走了，我怎么办？”

陈医生沉默了很久。

“你继续活着。”她说，“你每天起床，上班，吃饭，睡觉。你会难过，会哭，会睡不着觉，会吃不下饭。但你会活着。活着活着，就不那么难过了。”

温邶风走出心理诊所的时候，天在下雨。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仰起头，让雨水打在脸上。雨水很凉，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流进脖子里。她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她开始吃药。每天早上一粒，白色的小药片，装在透明的药盒里，周一到周日，每个小格子里一粒。她每天早上在餐桌上吃早餐的时候，把那粒药片放进嘴里，喝一口水，咽下去。王妈看到了，没有问。王妈从来不会问不该问的问题。

药没有让她不害怕。它只是让她的心跳慢了一点，手抖得轻了一点，脑子转得不那么快了。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让问题不那么难以忍受。像一个创可贴，贴在流血的伤口上，血还是会流，只是看不到了。

她继续工作。温氏的股价在跌，刘正茂在逼宫，董事会在施压。她一个人扛着，像以前一样，像她永远都在做的那样。没有人知道她在吃药，没有人知道她去看心理医生，没有人知道她每天晚上会在温若的房间里坐一会儿，没有人知道她在温若的出租屋里装了摄像头。

她把这些都藏得很好。好到没有人看得出来。好到温若在酒店房间里设局的时候，看着她的脸，觉得她什么都没有变。好到温若说“你永远都是这样”的时候，她没有反驳，因为她知道温若说得对。她确实什么都没有变。她还是那个把什么都藏在心里、什么都一个人扛、什么都不会说的温邶风。

那一年里，她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她从刘正茂手里买回了温若的股份。刘正茂开了一个很高的价，她没有还价，直接签了支票。赵叔问她：“温总，这个价格是不是太高了？”她说：“不高。”赵叔没有再问。他不知道那百分之十二的股份对温邶风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不是股份，是温若的妈妈留给温若的唯一的东西。她不会让任何人把它拿走。

第二件，她买下了温若出租屋隔壁的那套公寓。价格也不低，但她没有犹豫。她让人打通了墙，装了一扇暗门。工人问她：“这墙打通了干什么用？”她说：“储物。”工人没有多问。他不知道那扇暗门通向哪里。它通向温若的出租屋。从温邶风的公寓到温若的公寓，只需要推开一扇门。那扇门隐藏在一个衣柜后面，从外面看不出来，只有温邶风知道它的存在。

她每天晚上从那扇暗门走进去，在温若的床边坐一会儿。温若睡着了，不知道她来了。她坐在床边，看着温若的脸。温若瘦了，颧骨更突出了，眼窝更深了。她的眉头总是皱着，即使在睡梦中也不松开。温邶风伸出手，指腹轻轻按在温若的眉心，想抚平那道竖纹。但温若皱得太紧了，抚不平。她试了很多次，每一次温若都会在睡梦中皱一下眉，然后继续睡。

她会在温若的床边坐半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小时。她什么都不做，就是坐着，看着温若。她不说话，因为她知道温若听不到。她也不碰温若，除了偶尔按一下她的眉心。她就那么坐着，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只有在看到温若的时候，才觉得自己还活着。

天亮之前，她会站起来，从那扇暗门走回去，关上门，回到自己的公寓，然后去公司。没有人知道她来过。没有人知道她每天晚上都会来。没有人知道她爱温若爱到这种地步——爱到只能在她睡着的时候靠近她，爱到只能在她不知道的时候看她，爱到只能在她看不到的地方说“我爱你”。

那一年里，她还做了一件事。她学会了做糖醋排骨。

不是因为她想学，是因为温若说过“食堂的菜太油了，吃不惯”。她知道温若爱吃糖醋排骨，以前王妈做的时候，温若总会多吃一碗饭。她想学会做糖醋排骨，等温若回来的时候做给她吃。

她不知道温若会不会回来。但她想，如果温若回来了，她至少能做一道她爱吃的菜。

她在网上找了教程，照着步骤一步一步来。第一次做的时候，排骨焦了，糖放多了，醋放少了，又甜又苦，难以下咽。她一个人坐在厨房里，把那盘失败了的糖醋排骨一口一口吃完了。不是因为好吃，是因为她不想浪费。浪费食物是可耻的，就像浪费感情一样可耻。她已经浪费了太多感情，不能再浪费食物了。

第二次做，排骨没焦，但糖醋汁太稠了，裹在排骨上像一层胶水。她尝了一块，不难吃，但也不好吃。她想了想，问题出在火候上。火太大了，汁收得太快了。

第三次做，她关小了火，慢慢收汁。排骨的颜色变成了漂亮的焦糖色，糖醋汁的浓稠度刚好，裹在排骨上，油亮亮的。她尝了一块，酸甜适中，肉质软烂，骨头一抽就出来了。她看着那盘糖醋排骨，看了很久。然后她拿起筷子，一块一块地吃，把整盘都吃完了。

她学会了。但她不知道做给谁吃。温若不在了。她在的城市另一端，在那间出租屋里，喝着酒，吃着外卖，对着白墙发呆。她做的糖醋排骨，温若吃不到。

她把那盘排骨的盘子洗了，放回碗柜里。她站在厨房里，看着窗外。窗外的花园里，那株腊梅已经谢了，枝干光秃秃的，在月光下像一张张伸向天空的手。她看着那些枝干，想起了温若种腊梅时的样子——蹲在窗台上，手上全是泥土，脸上也沾了一点，头发上落了一片叶子。她蹲在那里，认真地挖坑、铺土、种苗、浇水，像一个在玩泥巴的小孩。

温邶风站在她身后，看了很久。温若回过头，冲她笑了笑。“好看吗？”她问。温邶风说“好看”。她看的不是腊梅，是温若。

那是温若送给她唯一的生日礼物。不是那幅画，那幅画是宋辞画的。这株腊梅，是温若亲手种的。它活下来了。它在温邶风的窗台上，安静地生长着，冬天开花，春天长叶，夏天茂盛，秋天落叶。它不像温若。温若不会安静地生长，她会跑，会逃，会离开。

温邶风走到窗边，伸出手，摸了摸腊梅的叶子。叶子是深绿色的，很滑，很凉，带着露水。她把指尖上的露水放在唇边，舔了一下。没有味道。不是甜的，不是咸的，不是苦的。就是水。什么都没有的水。

她放下手，站在窗前，站了很久。

那一年里，她收到过很多关于温若的消息。不是温若发给她的，是她派人收集的。她让人跟着温若，拍她的照片，记录她的行踪。她知道温若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出门，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几点去酒吧，几点回家。她知道温若和谁喝了酒，和谁吃了饭，和谁回了家。她知道温若在网上发了什么照片，配了什么文字，收到了什么评论。

她都知道。每一条都知道。每一次知道，她的心脏都会被什么东西刺一下。不是疼，是一种比疼更难以忍受的东西。是嫉妒，是愤怒，是无奈，是不甘。但她什么都做不了。她不能打电话给温若说“你不要去酒吧”，不能发消息给温若说“你不要跟那个人回家”，不能站在温若面前说“你是我的”。她没有资格。是她让温若走的，是她没有回那条“我很好”，是她签了那份股份协议。她亲手把温若推开的，现在她没有资格把她拉回来。

所以她只能看。看温若的照片，看温若的消息，看温若在屏幕那头笑——笑得很灿烂，但眼睛是空的。她知道那笑不是真的。温若的眼睛不会骗人，她的眼睛告诉温邶风：我不开心，我很累，我不想笑，但我不得不笑。因为不笑，我就撑不下去了。

温邶风看着那些照片，看着温若的眼睛，觉得自己在被一把钝刀慢慢地割。不是一刀致命，是一点一点地、一下一下地、在同一个地方反复地割。伤口永远愈合不了，因为刀永远在动。

她开始失眠。不是偶尔睡不着，是整夜整夜睡不着。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但她能看到温若的脸。温若在哭，在笑，在生气，在撒娇，在说“温邶风你知不知道你是我见过的最笨的人”。每一张脸都那么清晰，清晰到她觉得自己一伸手就能摸到。

她伸出手。什么都没有摸到。手指穿过空气，落在冰凉的床单上。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凉的，没有温若的味道。温若的味道早就散了。那间房间里没有，这间房间里也没有。整个温家主宅里都没有温若的味道了。她像一滴水蒸发在空气中，什么都没留下。

温邶风闭上眼睛。她看到温若站在她面前，穿着那条墨绿色的丝绒长裙，头发盘着，化了妆，眼睛亮亮的。她问温若“你怎么来了”，温若说“我说了来接你”。她问温若“你化妆了”，温若说“嗯”。她问温若“裙子新买的”，温若说“嗯”。她说“好看”，温若的耳朵红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温邶风觉得那不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是一个她做过的、已经模糊了的梦。

她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温若。”她小声说。

没有人回答她。

那一年里，她去过一次温若的出租屋。不是从暗门进去的，是从正门进去的。她站在门口，敲了敲门。没有人应。她知道温若不在，因为温若在酒吧。她看了监控，温若九点出门，十点到酒吧，十二点还没出来。她不会这么快回来。

她从包里拿出一把钥匙。不是温若给她的，是她自己配的。温若搬进来的时候换了锁，但她找了开锁公司，配了一把。她知道这是不对的。但她还是配了。

她开了门，走进去。房间里很暗，没有开灯。她摸到墙上的开关，按了一下。灯亮了。她站在门口，看着这间她已经在监控里看过无数次的房间。客厅很小，沙发是灰色的，茶几上放着几个空酒瓶和一个没洗的杯子。电视机柜上落了一层灰，没有人擦。厨房的水槽里堆着没洗的碗，锅里的东西已经干了，粘在锅底，像一块化石。

她走进去，走到沙发前，坐下来。沙发很软，坐下去就陷进去了。她靠着沙发，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厨房，打开水龙头，开始洗碗。她把所有的碗都洗了，把锅刷干净了，把水槽擦亮了。她把空酒瓶收进垃圾袋，把茶几擦干净，把电视机柜上的灰擦掉。

她走进卧室。床上的被子没叠，枕头歪在一边，床单皱巴巴的。她站在床边，看着温若躺过的地方。床单上有一根头发，长长的，黑色的，是温若的。她伸出手，把那根头发捡起来，放在手心里。头发很细，很软，弯弯曲曲的，像一个小小的问号。她把那根头发小心地包在纸巾里，放进了大衣口袋。

她把被子叠好，把床单拉平，把枕头摆正。她站在卧室门口，看着这间被她收拾干净的房间，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是欣慰，不是满足，是一种更酸的、更涩的、像是“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么多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