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沈昭意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对方自称是陆砚洲大学时期的室友，姓方，在京南一家设计院工作。他说砚洲最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聊了很久，聊大学时候的事，聊工地上的事，聊那些画过的图纸、熬过的夜。他说砚洲在电话里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觉得我当初学土木，是浪费吗？”方哥说不是。砚洲说对，不是浪费。我现在演戏的时候，用的都是那时候学的东西。

沈昭意听完这段话，问了方哥一个问题：“他还说什么了？”

方哥想了想：“他说他遇到一个人，那个人帮他找到了自己的路。他说那个人很忙，最近都不怎么回他消息了。他说他不怪她，因为她也有自己的路要走。但他想让她知道，不管她走多远，他都在。”

沈昭意挂了电话，在工位上坐了很久。窗外的京南四月，梧桐叶已经长满了，绿得发亮。她想起他说过的话——“我的故事，有你在写。”他在等她写她的故事。不是他的故事，是她的。她的故事是什么？是每天坐在工位上回邮件、排档期、处理危机。是深夜一个人走回家，在怀仁路上看梧桐叶落。是站在监视器后面，看着他越来越好，越来越远。这是她的故事吗？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如果她继续这样下去，她的故事里不会有他。因为她在等他走过来，他也在等她走过去。两个人站在线的两边，都在等。

四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沈昭意一个人走在怀仁路上。梧桐叶绿得发亮，风一吹就沙沙响。她走了很久，从怀仁路走到北京西路，从北京西路走到鼓楼。走到京南大学门口的时候，她停下来。她站在校门口，看着里面熟悉的建筑——图书馆、教学楼、她住了四年的宿舍楼。她在这里学了四年编导，学怎么讲故事、怎么用镜头、怎么让观众相信一个人。她帮很多人找到了他们的故事，但她的故事呢？

她掏出手机，给陆砚洲发了一条微信。“砚洲，我今天在怀仁路上走。”

“一个人？”

“一个人。”

“你在想什么？”

“在想你之前问我的问题。你说我的故事谁来帮我讲。我想了很久，不知道。但我想到了一件事。”

“什么？”

“我学编导的时候，老师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好的导演不是自己能讲多好的故事，是能让演员讲出他们自己的故事。我一直记得这句话，但今天才懂。”

“懂什么？”

“懂我的路是什么。是让更多人讲出他们自己的故事。不只是你。是苏晚、是姜糖、是林一骋、是顾子轩。是以后每一个坐在我面前、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帮他们找到自己的路。这就是我的路。”

他过了很久才回。“那你自己的故事呢？”

沈昭意站在京南大学门口，看着这行字。路灯亮了，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风把梧桐叶吹到她脚边，她低头看了一眼，绿得发亮的叶子，像一颗一颗绿色的星星。

“我的故事，有你在写。”

他没有回。她也没有再发。她站在校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有人在笑，有人在闹，有人在赶着去上晚课。几年前她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坐在食堂里吃鸭血粉丝汤，看到一条招聘帖，犹豫了三秒。三秒。她的人生就拐了弯。弯到了他面前。

手机震了一下。“沈姐。”

“嗯？”

“你刚才说的话，我存下来了。”

“哪句？”

“我的故事，有你在写。”

沈昭意笑了。站在京南大学门口，对着手机笑。风很大，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没有理。“存它干嘛？”

“留着。等以后你写自传的时候用。”

“我不会写自传。”

“那我帮你写。”

沈昭意握着手机，没有回。梧桐叶在风里沙沙地响，像很多人在鼓掌。她抬起头，看到月亮挂在梧桐树的枝头，弯弯的，亮亮的。她看了很久。这一次，她不是在等谁，也不是在想谁。她只是站在那里，看月亮。月亮很弯，风很暖，京南的春天很好。她的路，终于开始清楚了。

四月二十九号，陆砚洲发了一条朋友圈。一张照片，是在《大运河》片场拍的——他穿着官服站在黄河边，远处是落日，把整条河染成金色。配文是：“我在黄河边，你在哪里？”

沈昭意看着这张照片，点了个赞。没有评论。她打开手机相册，把这张照片存进那个叫“工作2”的文件夹。文件夹里已经有很多东西了——他的剧照、他的代言海报、他抱着猫的照片、他在巴黎拍的埃菲尔铁塔、火车窗外的田野。现在又多了一张黄河边的落日。她看着这个文件夹，忽然觉得自己不是在收藏工作文件，是在收藏一个人。一个她等了很久、也等了很久的人。

她给陆砚洲发了一条微信。“砚洲。”

“嗯？”

“你在黄河边，我在京南。但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

他没有回。过了一会儿，他发了一张照片。月亮挂在影视城的上空，弯弯的，亮亮的。

“看到了。很亮。”

“那你继续拍戏。拍完了，回来。”

“回哪儿？”

“回京南。回怀仁路。回你该回的地方。”

“那你呢？”

“我在。”

“在哪儿？”

“在你要回的地方。”

他过了很久才回。“好。我回来。”

沈昭意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窗外的京南四月，月亮挂在梧桐树的枝头，弯弯的，像在笑。她也笑了。她的故事，终于开始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