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开担架,看见她在桥上,隔着雨,隔着硝烟,隔着五十米的河面,看着我。我想对她喊,喊“快走”,喊“等我”,但炮弹的声音淹没了所有。
落水的那一刻,我在想,那块表她收到了吗?那行“勿念”,她看懂了吗?她会不会真的不念了,忘了我,好好活下去?
也好。忘了好。
可我没想到,我会活下来。王班长用命换来的这条命,像一道枷锁,锁住了我。我不能死,因为我的命是别人给的。我不能找她,因为会害了她。我只能当沈砚死了,作为陈默活着,在印刷机的轰鸣里,在油墨的气味里,一天天,等时间过去。
可等来的,是她被捕的消息。
等来的,是她在76号受刑的消息。
等来的,是我终于救出她,她却在我怀里死去的消息。
她死的时候,眼睛看着我,说:“沈砚,春天来了。”
我说:“嗯,春天来了。”
她说:“替我看看。”
我说:“好,我替你看。”
她笑了,闭上眼睛。手从我手里滑落,像一片叶子,轻飘飘的,没有重量。
我抱着她,走了三天。不觉得重,不觉得累,只觉得空。像心被掏空了,风从那里穿过,呼呼的响,很冷,很空。
埋葬她那天,我想死。枪抵在太阳穴上,很凉,像她最后的手。可那个放羊的小女孩来了,唱着歌,那么天真,那么干净,像当年的她。
我不能在她面前死。不能玷污那样的歌声,那样的干净。
所以我活下来了。替她看春天,一年又一年。春天来了,花开了,很美。可她不在了。再美的春天,也是残缺的,像一首永远弹不完的曲子,停在最不该停的地方。
晚年,我常梦见父亲。
他还是病床上的样子,瘦,咳,但眼睛很亮。他问我:“砚儿,时间走得准吗?”
我说:“准。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那你呢?走得稳吗?”
我沉默了。我走得稳吗?这三十年,我像一具行尸走肉,教书,抓药,整理档案,沉默地活,沉默地等,等时间把我带到她身边。这算稳吗?
父亲笑了,说:“稳不稳,自己知道就行。砚台嘛,实,稳,经得起磨。你经得起,就够了。”
醒来时,枕边是湿的。我摸出怀表,打开,看着那行字:“给婉婉。1937.7.10”
表针永远停在四点零三分。可我的心跳还在继续,一下,一下,像在数着离她还有多远,还有多久。
有时我想,父亲说得对。我就是一块砚台。实,稳,经得起磨。墨磨完了,字写完了,故事讲完了,砚台还在。干干净净的,等下一块墨,等下一个要写的字。
可我的墨,早就干了。我的字,早就写完了。我的故事,在1938年春天就结束了。
剩下的,只是等待。等待时间终于慈悲,把我带回那个有栀子花香、有琴声、有她的时间。
等待最后的春天,把我带走。
最后那天,我闻到了栀子花香。
很浓,很甜,像她身上的味道。我跟着香气走,走过长长的黑暗,走到一片白光里。她在光里,穿着月白色的旗袍,头发上别着栀子,对我笑。
“沈砚,”她说,“你来了。”
“嗯,我来了。”
“等你好久。”
“对不起,让你等这么久。”
她摇头,伸出手。手很白,很软,像当年弹琴的手。我握住,很紧,很紧。
“这次,”她说,“不走了。”
“嗯,不走了。”
我们站在栀子花丛里,香气把我们淹没。阳光很好,暖暖的,亮亮的,像那个夏天的午后,在蓝鸟咖啡馆,我第一次听见她弹琴。
琴声又响起来了。是《月光》,很完整,很圆满,没有断弦,没有枪声,没有离别。只有月光,只有花香,只有她,只有我。
只有这个迟到了三十年的,完整的春天。
我闭上眼睛,笑了。
终于,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