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回归那夜，上海下着细雨。

沈砚坐在轮椅里，膝上盖着薄毯，看着电视屏幕。烟花在香港的夜空炸开，红的，金的，紫的，一朵接一朵，把香江映得流光溢彩。英国旗降下来，中国旗升上去，很慢，很稳，像完成一个等待了百年的仪式。

他的手在毯子下微微发抖。不是冷，是别的什么。苏婉坐在他身边，握住了他的手。手很瘦，皮肤薄得像蝉翼，能看见底下淡青的血管。但握着他的力道，还和六十年前一样，坚定，温柔。

“看见了？”她轻声问。

“看见了。”沈砚说，声音有点哑，“终于……回来了。”

“嗯，回来了。”

电视里在放《东方之珠》歌声很深情，穿过细雨，穿过岁月，穿过这个他们用一生见证、等待、终于等来的夜晚。沈砚闭上眼睛，眼前不是烟花，是别的画面——是1937年苏州河上的炮火，是四行仓库楼顶猎猎作响的旗，是76号黑暗的牢房，是重庆防空洞里苏婉苍白的脸，是1949年外滩升起的红旗，是沈月出生时那声清亮的啼哭，是1966年贴满大字报的街道，是1978年重新响起的钢琴声……一幕一幕，像老电影，黑白的，但清晰得让人心疼。

他睁开眼，转头看苏婉。她也在看电视，侧脸在屏幕光里明明灭灭，皱纹很深，但眼神很亮，像少女时一样。他忽然想起，今年是他们结婚五十周年。可他觉得，好像才刚认识她不久，好像还是那个雨天，在蓝鸟咖啡馆，她弹着肖邦的《夜曲》，他浑身湿透地站在门口，听见了“诚实”。

“婉婉。”他唤她。

“嗯？”

“谢谢你。”

苏婉转过头，看着他，笑了：“谢什么？”

“谢谢你……陪我走这一程。”沈砚说，眼泪无声地流下来，“这一程……太长了，太难了。谢谢你，没松开我的手。”

苏婉的眼圈也红了。她俯身，额头抵着他的额头，很轻，像怕碰碎什么。

“该我谢谢你。”她哽咽着说，“谢谢你找到我，谢谢你救我，谢谢你……给我这个家，给我这一生。”

窗外的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像在为什么伴奏。电视里的烟花已经停了，国歌响起来，庄严，雄壮，穿过这个细雨蒙蒙的夜，穿过这座城市百年的沧桑，穿过这对携手走过战争、离乱、新生、动荡、又迎来安宁的老人的心。

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沈砚的身体不行了。

住在医院里，单人病房，窗外有棵老梧桐，叶子黄了，落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白的天空。苏婉每天来，坐在床边，给他念报纸，念沈月从美国寄来的信，念外孙女的作文——小姑娘在作文里写：“我的外公外婆，是经历过战争的人。外婆说，他们等了一辈子，就等国家完整的一天。”

沈砚听着，眼睛看着窗外，眼神是散的，但嘴角微微上扬。

“月月……什么时候回来？”他问，声音很弱，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快了，就这几天。”苏婉握住他的手，“她说，要带孩子们回来，看澳门回归，看你。”

“好……好……”

他累了，闭上眼睛。呼吸很轻，很慢，像随时会停。苏婉不念了，只是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深陷的眼窝，看着他脸上每一道皱纹——那些皱纹里，有罗店的硝烟，有四行仓库的烈火，有重庆的雾，有□□的风霜，也有这五十年平凡日子里的每一顿饭，每一次笑，每一回握着的手。

她知道，时候快到了。

夜里，她没走，就趴在床边睡了。梦里，她回到很年轻的时候，在圣玛利亚女校的琴房，弹《月光》弹到一半，沈砚推门进来，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对她笑，说：“苏老师，你弹得真好。”

她笑了，说：“沈医生，你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沈砚说，“是诚实。”

然后梦醒了。天还没亮，病房里很暗，只有仪器发出微弱的光。沈砚睁着眼睛，看着她。

“婉婉。”他叫她，声音很清晰，不像病人。

“嗯，我在。”

“我梦见……你弹琴了。”

“弹的什么？”

“《月光》。”沈砚笑了，笑得很温柔，“弹完了，很完整，一个音都没错。”

苏婉的眼泪涌上来。她俯身，脸贴着他的脸。他的脸很凉，但很柔软。

“沈砚，”她轻声说，“你再等等，等澳门回来，等月月回来，等……我们都齐了，你再走，好不好？”

沈砚没说话，只是看着她，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说：

“好，我等你。”

澳门回归那天，沈月带着孩子赶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