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沈砚在想，他和顾珩之间的这种状态，应该叫什么。

不是合作方，虽然确实在合作；不是对手，虽然一段时间里更接近对手；不是朋友——沈砚在这里停下来，不继续想了。说不清楚，那就不说。

他们现在的状态是某种他没有遇到过、也没有现成词汇可以准确描述的东西。距离不够远，又还没走到某个明确的地方。偶尔沈砚能感觉到顾珩在注意他，顾珩有时候也能感觉到沈砚在关注他，但两个人都没有把这个说出来。

摩擦是有的。

顾珩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这个沈砚早就清楚。他有非常明确的原则，在他认为自己是对的时候，不会因为任何外部压力改变立场，哪怕那个压力来自他信任的人。他会听，认真听，但听完之后他认为不成立，他就继续做他认为对的事，也不解释。

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难接受。但沈砚不介意——顾珩不采纳他的意见，他不觉得被忽视，而是去想顾珩为什么会做出那个选择，那个选择背后是什么逻辑，如果顾珩是对的，那他自己的判断在哪里出了偏差。

有时候顾珩是对的，沈砚就记住；有时候顾珩是错的，顾珩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他不会说对不起，但他会在下一次类似情况里做出更好的判断，把上次的代价用这种方式还回来。

合作第三十七天，两家在同一个项目上出现了一次真正的分歧，不是立场上的，是对时机的判断——顾珩认为这一周出手，沈砚认为再等两周。两个人把各自的理由都摆了，说得都很充分，谁也没说服谁。

最后顾珩说："你等你的，我出我的。"

沈砚说："行。"

顾珩在一周之内出手，拿到了想要的结果，但付出了比等两周更高的成本；沈砚在两周后出手，结果也不错，成本更低，但时机上比顾珩晚了一步，失去了某个先手优势。

两件事同时发生，都不算对，也都不算错，是两种不同的判断逻辑导致的两种不同的结果。

后来顾珩问了沈砚一句："你那次等两周，是因为确定了，还是因为保守？"

"确定了，"沈砚说，"但确定的是成本，不是结果。"

顾珩想了一下："我那次是结果优先。"

"所以我们都对了一半。"

顾珩没说话。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把杯子转了一圈，然后说："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先对齐判断框架。"

"好。"

就这样，没有谁承认自己没做得更好，但两个人都在往下走了，把这个念头变成经验，不是教训。

那次分歧之后第三天，顾珩发来一条消息，和那次分歧完全无关，问了一个另一个项目的小事。沈砚回了，顾珩回了，两个人在消息里把那个处理好，然后消息就停了。

沈砚放下手机，意识到了一件事：他们之间的对话，从来不会因为某次分歧而变得别扭。每次结束，下次开始，两件事之间没有任何尾巴，没有任何需要被清理的东西，下一次就是下一次。

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很多人在某次不顺之后，会在下一次的对话里带着一点什么，带着一点没有完全消化的情绪，让下一次的开始，比它本来应该有的重了一点。顾珩不是这样，沈砚也不是。

两个人都以一种不需要额外清理的方式处理他们之间的摩擦，把它留在它发生的那一刻，然后继续走，不带着，不拖着。

联合项目进入稳定推进阶段之后，沈砚和顾珩的接触频率从危机期间的每天，降到了每周两到三次，偶尔多一些，偶尔少一些，但有一种自然形成的节奏在里面。

有一次，顾珩在一个没有计划的时间联系他，说有件事需要当面说，问他下午有没有空。沈砚看了一眼日程，把一个可以移动的会议挪了，回复说有空。

两个人在顾氏的小会议室里谈了大概四十分钟，把那个谈清楚了，然后一起走出来，走到走廊里，准备分开。

顾珩忽然说："你那个移走的会议，是不是周树那边的？"

沈砚顿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

"猜的。"顾珩往电梯方向走，"如果是他，下周还有档期，可以重新约。"

沈砚跟上，在心里把这个放了一下。顾珩注意到了他今天的时间安排，还记得他和周树之间有一件未完成的事，还知道那个的时间灵活性。这种程度的关注，不是随机的，是一直在的。

"知道了，"沈砚说。

两个人一起等电梯，站在走廊里，沉默，不是需要打破的那种沉默，是两个人都知道不需要说话的那种安静。

电梯来了，两个人都进去，然后顾珩去B1，沈砚去1楼，中间要停一次。停的那一层，门开了，两个人站在电梯里，都没动，然后门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