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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槐树的事了结之后，我们回到洛阳休整了将近两个星期。

说是休整，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那口井底下折腾了一趟，谢惊蛰左手上的伤口虽然不深，但泡了尸液，伤口周围肿了一圈，发着暗红色的光，像有人在他皮肤底下画了一朵诡异的花。我逼着他去打了三天消炎针，他嘴上说不用，但每次从社区医院回来，都会顺路买两份牛肉汤和刚出锅的油旋。

我们住的那栋楼在洛阳老城的一条巷子里，临街是卖胡辣汤和油条的早点铺，巷口有一棵歪脖子梧桐树，秋天一到，巴掌大的树叶铺满一地，踩上去咔嚓咔嚓地响。楼是八十年代建的筒子楼，六层，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泡永远在坏和修之间反复横跳。我住四楼，谢惊蛰住五楼，两家的钥匙我们互相都有。

他的屋子比我的整齐得多。我的屋里到处堆着书、拓片、老地图和各种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破烂，他的屋里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就只剩下一张巨大的工作台。那张台子占据了客厅三分之二的面积，上面铺着深绿色的绒布，绒布上常年摆着几件正在修复的器物——有时候是一件碎成十几片的青瓷碗，有时候是一面锈得看不出纹饰的铜镜，有时候是一幅被虫蛀了边角的绢画。

他的手指头在那上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用竹签、毛笔、镊子和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工具，把那些碎了几百年上千年的东西一片一片地拼回去。

有时候我去找他，推门进去，屋里没开灯，只有工作台上的冷光灯亮着，他弓着背坐在那团白光里，周围全是沉默的碎片，那画面安静得像一幅宋画。

“吃了吗？”他头也不抬地问我。

“吃了。”

“冰箱里有绿豆汤，自己盛。”

这就是谢惊蛰式的寒暄。他从不会说“你来了”“坐吧”“今天怎么样”这种话，他表达关心的方式永远是“冰箱里有东西你自己吃”。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觉得这人有点冷漠，后来才明白，他只是把所有不必要的客套都省掉了，省掉之后剩下的那些东西，每一件都是实在的。

比如他每次出差回来，我冰箱里一定会多出一样东西——一罐他老家带回来的辣酱，或者几块真空包装的腊肉，或者一袋晒干的野蘑菇。他从不说“我给你带了东西”，但我打开冰箱就知道他回来过了。

比如他明明自己也不宽裕，但每次我说要请他去外面吃顿好的，他都会说“在家做吧，外面的不干净”，然后花两个小时做一桌子菜，买单的时候抢先一步把钱付了。

比如他那次在双槐树村的井下，明明可以自己先上来再考虑炸药的事，但他选择先把头发和玉坠送进竖棺——因为那束头发里藏着孟秋棠的全部秘密，如果他不送进去，那个“胎”会一直存在，而我们炸掉的只是一个空壳，那个东西会在别的地方重新长出来。

他做事从来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管用。

休整到第十天的时候，我的脚踝彻底消肿了，勒痕褪成了淡淡的黄色，像一圈褪色的纹身。谢惊蛰左手上的伤口也结了痂，新长出来的皮肤是粉红色的，嫩得像婴儿的嘴唇。他嫌难看，我说你又不靠手吃饭，他说我靠手吃饭。我想了想，文物修复师确实靠手吃饭，就闭嘴了。

那天下午，我去菜市场买了排骨和莲藕，打算炖一锅汤。谢惊蛰的冰箱已经快空了，上次从双槐树村带回来的山核桃只剩最后几颗，我用钳子夹开，把核桃仁挑出来放在小碟子里，准备给他当零嘴。

炖汤的间隙我上楼去找他，门没锁，我推门进去，他不在工作台前。阳台上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我走过去，看见他蹲在地上，面前摊着一大张宣纸，纸上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线条和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