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尖沙咀。

何昌拖着登机箱走出机场到达大厅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港岛的灯火在对岸亮起来，映在维多利亚港的水面上，碎成一片流动的光。

一辆黑色的埃尔法停在到达口外。车门打开，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下车，替何昌拉开后座车门。何昌矮身钻进去，登机箱放在脚边，始终不离手。

埃尔法汇入车流，向九龙方向驶去。

陈默坐进后面的一辆出租车，用不太标准的粤语对司机说了句：“跟住前面那部黑色埃尔法，唔好跟太贴。”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没问，踩下油门跟了上去。香港的出租车司机见惯了各种故事，一个戴墨镜的大陆人要求跟踪一辆车，远不是他们见过最离奇的事。

埃尔法在尖沙咀兜了大约二十分钟，最后拐进汉口道一条窄巷，停在一栋老式唐楼门前。何昌下了车，拎着登机箱走进楼里。白衬衫的年轻人留在车里，引擎没有熄。

陈默在巷口下了车，装作看手机，余光扫着唐楼的门口。

唐楼有六层，外墙贴着粉色的瓷砖，年深日久已经泛黄。一楼是一家茶餐厅，门口挂着烧腊，油光锃亮。二楼以上是住宅和廉价旅馆，窗户上贴着褪色的招牌——“福来宾馆”“好景公寓”“星光旅舍”。

何昌走进了福来宾馆。

陈默将位置发给了李队。三十秒后，李队回复：“香港警方已就位。交易房间在四楼403。楼道和外围都布控了。你原地待命，不要上楼。”

陈默回了一个“收到”，然后走进巷口的茶餐厅，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一杯冻柠茶。

冻柠茶的杯子上凝着水珠，冰凉的水顺着杯壁滑下来，在塑料桌布上洇出一个小小的圆。陈默的目光穿过茶餐厅的玻璃窗，锁定在对面唐楼的门口。

他看了看手表。晚上七点十五分。何昌进去已经十二分钟了。

---

福来宾馆403房。

房间不大，一张双人床占了大半面积，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和一部老式电话。窗帘是深褐色的，拉得严严实实。

何昌坐在床沿，登机箱平放在面前的茶几上。他的对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穿着一件亚麻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块薄薄的百达翡丽。

Peter Chen。

“何先生，好久不见。”Peter Chen的中文带着明显的粤语口音，尾音拖得有些长，听起来懒洋洋的，“周老板这次又有什么好东西？”

何昌没有急着开箱子。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吸了一口，然后才不紧不慢地将登机箱放平，拉开拉链。

箱子里塞着厚厚的泡沫填充物。何昌一层一层地将泡沫取出来，最后露出一个用棉纸包裹的器物。棉纸被小心翼翼地揭开。

一尊白釉观音像。

德化窑。明代。

观音端坐莲台，宝相庄严。釉色温润如玉，在台灯的光线下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的质感。衣纹的褶皱流畅自然，每一道线条都带着明代德化窑特有的“吴带当风”的气韵。莲台的花瓣层层叠叠，开合有度，瓣尖微卷，像是在风中轻轻颤动。

和瀚海拍卖会上那件仿品放在一起对比，真假立判。

Peter Chen的眼睛亮了。

他戴上随身携带的白手套，将观音像小心地捧起来，就着台灯的光，从各个角度仔细端详。釉面、胎质、衣纹、开片——他看得很细，每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

“好东西。”他将观音像放回棉纸上，语气里的懒洋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着的兴奋，“周老板开什么价？”

“三百万。”何昌吐出一口烟，“美金。”

Peter Chen没有立刻回应。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茶几边缘轻轻敲了两下。这个价格不算离谱——明代德化窑白釉观音像的真品，品相完好到这种程度的，在国际市场上的成交价至少在五百万美元以上。三百万，周明远给的是“老朋友价”。

“成交。”他说，“老规矩，钱从新加坡走。”

何昌点了点头，将烟头摁灭在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

就在这一刻，房门被从外面撞开了。

“香港警察！所有人不许动！”

几个穿深色作战服的警员冲进来，将何昌和Peter Chen按在墙上。带队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警官，短发，眼神锐利。她走到茶几前，看了一眼那尊白釉观音像，然后转向Peter Chen。

“陈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Peter Chen的脸色变了。

“这件东西，根据内地警方提供的情报，是一九九八年陕西一桩文物盗掘案的涉案文物。”女警官的声音不紧不慢，“加上你之前的案底，这次应该够你在赤柱待一阵子了。”

何昌被反剪着双手，脸贴在墙上。他的表情看不清，但肩膀的线条僵硬得像一块石头。

女警官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李队，人赃并获。观音像确认为真品，与你们提供的资料完全吻合。”

电话那头，李队的声音传过来：“辛苦了。何昌是周明远的核心马仔，他知道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拜托你们审深一点。”

“放心。到了我们手里，他想不说都不行。”

---

咸阳，苏砚之工作室。

李队的电话打进来的时候，苏砚之和陆时衍正在比对两件观音像的三维扫描数据。真品的扫描数据由香港警方实时传回，仿品的扫描数据就在电脑里。两套数据在同一个界面上并排显示。

仿品和真品的器型轮廓几乎完全一致——何昌的手艺确实了得，单纯从外形看，非专业人士很难分辨。但在三维扫描的精确比对下，差异无所遁形。

衣纹褶皱的曲率。莲台花瓣的厚度。观音面部五官的比例。

仿品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差了那么一点点。不是手艺不够，是何昌在仿制时，是照着照片做的，没有见过真品。照片有透视变形，所以他做的仿品，在三维结构上存在系统性的偏差。

“何昌被抓了。”陆时衍放下手机，“人赃并获。观音像真品确认。”

苏砚之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瞬。

“李队说，何昌到了香港警方手里，应该会开口。他在周明远的链条里属于中间层，知道上下两端的不少信息。”陆时衍走到她旁边，看着屏幕上两尊观音像的对比图，“他供出来的人越多，周明远能躲的地方就越少。”

苏砚之没有说话。她将对比图放大，聚焦在莲台底部的那道暗记上。

仿品的暗记是一道极细的刻痕，呈“人”字形，藏在莲台底层花瓣的背面。真品同样的位置，没有这道刻痕。

这是何昌的“签名”。

“他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每一件仿品上。”苏砚之的声音很轻，“就像一个造假者给自己留的墓碑。他知道这些仿品总有一天会被用来害人，但他还是留了名字。不是良心，是手艺人的虚荣。他想让知道的人知道，这些东西是他做的。”

陆时衍看着她。

修复灯的白光下，她的侧脸呈现出一种冷调的瓷白。她的眼睛盯着屏幕上的暗记，瞳孔微微收缩——不是愤怒，是一个修复师面对赝品时的本能反应，像医生面对病灶，像考古学家面对盗洞。

“等何昌的口供出来，周明远的仿品调换链条就能坐实。”她说，“然后就是‘老板’。”

陆时衍将父亲名单的最后一页翻出来，平铺在桌上。

“‘老板’的父辈曾参与过1920-1940年代的大型考古发掘。”

这句话，两个人已经琢磨了很多遍。

1920到1940年代，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奠基时期。殷墟发掘始于1928年，斗鸡台发掘始于1933年，城子崖发掘始于1930年。参与过这些发掘的老一辈考古学家和文物工作者，名字大多写进了学术史。

如果“老板”的父辈是其中一员——

陆时衍打开电脑，开始搜索那批老人的后人。这不是一条好查的线索。老一辈学者大多清贫，子女从事文物行业的并不多，能积累下“家藏深厚”的就更少了。

“不一定在考古圈。”苏砚之忽然说。

“什么？”

“‘老板’的父辈参与过发掘，不代表‘老板’本人做考古。家藏深厚，可以是收藏，也可以是——”她顿了顿，“交易。”

陆时衍明白了她的意思。

1920-1940年代，正是中国文物大量流散的时期。外国探险家、传教士、古董商人在中国大肆搜罗文物，通过各种渠道运往海外。那个年代参与过考古发掘的人，如果心术不正，完全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将一部分出土文物据为己有，再通过地下渠道转卖。

那不是考古。是披着考古外衣的盗掘。

“查那一批人里，后来被处分过的。”陆时衍的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或者虽然没有被处分，但突然离开文物系统的。”

搜索结果出来了。

符合条件的人不多，但有一个名字，让两个人同时沉默了。

郑怀瑾。

生于1915年，卒于1998年。1930年代曾参与殷墟发掘，是当时考古组最年轻的成员。1940年代离开中央研究院，转入文物商业，在上海开设“怀古斋”，经营古董生意。新中国成立后，怀古斋被公私合营，郑怀瑾转入文物商店工作，1970年代退休。退休后深居简出，极少公开露面。

他的儿子，叫郑岳庭。

现任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业内地位极高，人称“郑公”。

陆时衍将郑岳庭的照片搜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