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册追回的刻纹碗入库后，陆时衍将十组刻纹数据全部重新校核了一遍。

七件定制瓷器、茶盏、匣钵碗、新发现的刻纹碗——十件器物，十组刻纹。他将十组刻纹的拓片按偏移角度从小到大排列在工作台上：3度、5度、7度、8度、9度、10度、12度、15度、18度、21度。

十张拓片排成一排。修复灯的白光照在上面，每一道刻痕都清清楚楚。苏砚之从修复台前抬起头，看着那排拓片。

“十件器物。”她说，“霍氏用十件瓷器，刻下了通往祖窑最深处的路线图。七件指向密室，茶盏指向家庙，匣钵碗指向窑床，刻纹碗指向纸层。十器合在一起，指向什么？”

陆时衍将十组数据导入三维坐标系。十个点在坐标系中生成两朵嵌套的五瓣梅花。外层的梅花由七件定制瓷器的坐标构成，内层的梅花由茶盏、匣钵碗和刻纹碗的坐标构成。两朵梅花的中心点重合在北窑家庙正下方十二米——祖鼎藏匿处。中心点正下方十五米——秦简铁函的位置。中心点正下方二十米——纸层的位置。

三层埋藏，垂直分布在祖窑的地下。最深的一层，是纸。

“十器合在一起，指向的不是某一件器物。”陆时衍看着屏幕上的三维模型，“指向的是霍仲年埋纸层时的心情。”

苏砚之走到他旁边。屏幕上的三层埋藏用不同颜色标注：祖鼎是金色，秦简是青铜色，纸层是墨色。墨色最深，在最底下。

“他把器物藏进密室，把凭证藏进铁函，把影子埋进二十米深处。”她说，“器物可以被挖走，凭证可以被取走，但影子不会。只要土地还在，影子就在。霍仲年守护的不是器物，是器物的影子。影子在，花押就在。花押在，子姓就在。”

陆时衍将茶盏从口袋里取出来，放在工作台上，和十张拓片并排。

“十器是钥匙，茶盏是锁。”他说，“他把钥匙刻在瓷器上，把锁传给了后来的人。后来的人拿着钥匙打开了锁，看到了锁芯里藏的东西。不是器物——是九百年前一个人站在祖窑前，看着最后一批瓷器出窑时的心情。”

苏砚之拿起茶盏，将盏心的五瓣梅花对着修复灯的光。光线穿过青釉，将梅花的影子投在工作台上，和十张拓片的影子交叠在一起。

“他的心情，我们收到了。”她说。

十组刻纹的完整破解报告发表在《考古与文物》上，作为北窑发掘报告的补充章节。陆时衍在报告的最后写了一段话：

“十件耀州窑青瓷上的刻纹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方位编码系统。编码的核心逻辑是将五瓣梅花花押解构为十个数字坐标，通过三维空间定位指向埋藏点。这套编码系统从霍窑生创建北窑时开始使用，至霍仲年封窑时达到顶峰。十件器物上的刻纹不仅是通往埋藏点的路线图，更是霍氏三千年花押传承的缩影——将殷商族徽简化为数字，刻于瓷器之上，藏于地下，以待后来。”

报告发表后，陆时衍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邮件。发件人是一位研究东亚花押符号的学者，他在邮件中附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片刻有花押的日本平安时代瓷片，花押的形态——五瓣梅花，花心嵌“子”字——与霍氏花押完全一致。

邮件里写道：“这片瓷片出土于京都，年代为十一世纪。花押形态与贵院发表的霍氏花押完全一致。此前日本学界一直认为这种花押是平安时代本地产生的符号，现在看来，它可能是从中国传入的。霍氏花押的影响，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