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里的那个人看着他，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说不清的表情。

他重复了十几遍，每一遍都调整一下语气、停顿的位置、目光的方向。他试着在不同的地方停顿，试着把某些词说得重一些，试着在说完之后留出一段空白，让听众有时间消化。他一边练习一边在心里记录哪些地方效果好，哪些地方还需要改。

贝茨端茶上来的时候，看见他站在镜子前自言自语，没有出声，把茶放在桌上就退了出去。贝茨跟了他好几年，见过他在爱丁堡的宿舍里对着解剖图发呆，见过他在麦里屯的泥泞街道上蹲在粪池边砌砖，见过他在女王大厅的指挥台上面对八百名观众。但他没见过西奥多这个样子——不是紧张，是专注，一种近乎偏执的专注。

那天晚上，西奥多练到凌晨两点。他的声音有些哑了，但他没有停下来。他一遍一遍地讲，一遍一遍地调整，直到他觉得每一个字都像是从他心里长出来的，不需要想就能说出来。

他最后又对着镜子说了一遍，这一次没有看稿子。

“先生们，民众为税，可以紧闭窗户。但人之一身，排泄乃是天性，无从关闭……”

他停了一下，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无从关闭。”

他点了点头，把稿子放在桌上，吹灭了蜡烛。

窗外，天快亮了。

二月二十八日，伦敦下着细雨。

西奥多站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大厦门口，抬头看了一眼这座灰白色的建筑。雨丝打在脸上，凉丝丝的，他没有撑伞，站在那里看了几秒钟，然后走上台阶。

他在门口报了名字，警卫翻了翻名册，点了点头，把他领了进去。走廊很长，两边是深色的橡木门，门上挂着铜牌，写着一个个他不知道名字的委员会。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在石板地面上回荡。西奥多抱着那只深棕色的真皮公文包，里面装着麦里屯的数据汇编、提案的副本、以及他准备了无数遍的演讲稿。

他被领进了一间不大的房间。房间的中央是一张长桌，桌上铺着绿色的绒布，后面坐着七八位议员。房间的一侧有几排椅子，坐着一些旁听的人——西奥多认出了其中的几个：巴林顿爵士坐在第一排，朝他微微点了点头；霍尔先生坐在巴林顿爵士旁边，手里拿着一支没点的雪茄；帕金森先生坐在长桌的后面，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朝他看了一眼，面无表情。

长桌的正中央坐着一位白发的老绅士，应该是委员会的主席。他戴着金边眼镜，表情严肃，嘴唇微微抿着，像是在打量一个不太确定的投资项目。

“菲利普斯先生，”主席说，“请坐。”

西奥多没有坐。

“谢谢您，先生。我站着讲。”

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叠文件，整整齐齐地码在面前。然后他直起身，双手自然地垂在身侧，目光扫过长桌后面的每一位议员。

房间里安静了下来。

“先生们，”他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每一个字都咬得很准，“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来请求施舍的。我是来提交一份方案，一份不需要政府花一分钱、却能为国库增加收入的方案。”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举起来，让议员们看到上面的数字。

“麦里屯，赫特福德郡的一个集镇，四百户人家，两千人口。去年秋冬之交，暴发伤寒疫情，发病六十三户，近三百人病倒，三十一人死亡。”

他把那张纸放在桌上，又拿出另一张。

“疫情的原因很简单——水井离粪池不到十步，污水渗进地下，污染了水源。排水沟堵了好几年，污水横流，秽气熏天。穷人交不起窗户税，把窗户钉死，好几年不开，空气不通，浊气不散。”

他停了一下。

“这些不是天灾，是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