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姓巴恩斯，四十多岁，瘦高个，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的时候喜欢把眼镜摘下来擦了又戴上、戴上又摘下来。他看了西奥多的名片，又看了西奥多递过来的信托文件和账目明细，沉默了好一会儿。

“菲利普斯先生，您确定要登？这些数字——四百六十二英镑的募捐款项，每一笔都要公开？”

“每一笔。”西奥多说。

“包括捐款人的名字？”

“包括。匿名捐款的除外——那几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太太，我已经征得她们同意，只写‘匿名’。”

巴恩斯先生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

“我做这一行二十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登广告、登声明、登道歉信。但您是第一个来登账目的。不是公司的账目，是个人的账目。不是炫耀自己有多少钱，是告诉别人自己花了多少钱。”

西奥多没有说话。

巴恩斯先生把眼镜重新戴上，拿起笔。

“您想怎么写？”

第二天早晨，《泰晤士报》的第三版上，出现了一篇不长的文章，标题是《伦敦公共卫生改良信托账目公告》。

文章的开头写得很简单：

“兹将伦敦公共卫生改良信托之账目明细公告如下，以供公众监督。”

下面是几张表格。

第一张表格是收入。左边一列是捐款人姓名，右边一列是捐款金额。巴林顿爵士、克拉克医生、霍尔先生、布莱克先生、帕金森先生——每一个名字都在上面，每一笔金额都清清楚楚。最后一行写着：“匿名捐赠者，共计十八英镑十先令。”下面是总收入：“四百六十二英镑。”

收入的来源也分条列出：慈善晚宴现场募捐、乐谱义卖、音乐会募捐箱、零星捐赠。

第二张表格是资金去向。左边一列是支出项目，右边一列是金额。信托账户存入针线街银行——四百六十二英镑。目前尚未支出。

第三张表格是信托基金的基本信息。“上述资金现存于针线街银行，以‘伦敦公共卫生改良信托’名义开立之专用账户。受托人：托马斯·巴林顿爵士、亨利·霍尔先生、威廉·帕金森先生。每一笔支出均需经至少两位受托人签字方可动用。信托契约副本已送衡平法院备案。”

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

“委托人西奥多·菲利普斯声明：本人之个人财产与信托基金完全分离。本人任何个人投资与消费，均系本人个人出资，与信托基金无关。相关账目凭证及信托契约，已交由福斯特律师事务所保管，随时接受公众查询。”

报纸出来的那天早晨，西奥多在书房里坐着，面前摊着那份《泰晤士报》。他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把报纸折好，放进了抽屉里。

贝茨端茶上来的时候，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西奥多问。

“先生，您把账目登在报纸上，以后每一笔钱怎么花，全伦敦的人都会知道。”

“对。”

“那如果……万一……有什么差错，全伦敦的人都会知道。”

“对。”

贝茨沉默了一会儿。“那您还登？”

西奥多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热的，放了牛奶和糖，甜丝丝的。

“贝茨，麦里屯的疫情死了三十一个人。其中有一个四岁的女孩，叫玛丽·卡特。她死的那天晚上，我站在她家的窗户前面。那扇窗户被木板钉死了，因为她的父母交不起窗户税。”

他停了一下。

“后来疫情平息了，我把那扇窗户打开了。阳光照进去的时候，玛丽的母亲哭了。她说，如果这扇窗户早开一个月，她的女儿也许就不会死。”

他看着茶杯里的倒影。

“我登这份账目，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是因为如果有一天我也成了那种打着善的旗号谋私利的人，至少有人能拿这份报纸来质问我。”

贝茨没有再说话，端着茶盘退了出去。

消息传得很快。

上午十点，巴林顿爵士的信差送来了一封简短的信。“账目看到了。信托受托人的事，你事先没跟我商量，但我不怪你。这件事你做得很对。”

中午，霍尔先生亲自来了布鲁克街。他坐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一份《泰晤士报》，把那段账目公告又看了一遍，然后放下报纸，看着西奥多。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登了一份账目。”西奥多说。

“不是。”霍尔先生说，“你让全伦敦的人都知道，你的钱和信托的钱是分开的。以后谁想说你挪用公款，先把这份报纸拿出来看看。”

西奥多没有说话。

“但你也给自己挖了一个坑。”霍尔先生说，“从今天起，你每一笔支出都要有记录，每一分钱都要能追溯。全伦敦的人都在盯着你。”

“我知道。”西奥多说。

“你不怕？”

“怕。”西奥多说，“但怕的不是被人盯着。怕的是做错事的时候没有人盯着。”

霍尔先生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你这个人，有时候让我觉得你根本不像二十二岁。”

下午，西奥多去了福斯特律师事务所，把那份《泰晤士报》连同信托契约一起，锁进了福斯特先生的保险柜。

福斯特先生把钥匙交还给他的时候，说了一句：“菲利普斯先生，我做律师三十多年，您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有点意义的人。”

西奥多接过钥匙，放进口袋。

“谢谢您。”他说。

晚上，西奥多坐在书房里，把今天的来信一封一封地拆开。

有几位捐款人写信来，说账目公告做得很得体，他们放心了。有一位匿名捐款的太太在信里说：“我本来担心我的钱会被乱花，现在不担心了。”还有一位他不认识的人写信来，说想捐一笔钱给信托基金，问他该怎么办理。

他把这些信一封一封地看完，然后拿起笔，开始写回信。

写完之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