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个普通的周三。

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天气来配合一场戏剧性的“告别”。

妻子从公司回来，换了家居服，去厨房倒了一杯水，然后坐到餐桌对面。我正对着电脑改那篇拖了太久的论文，第三段的系数已经来回改了好几遍，审稿人还是不满意。

她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

“薛默塭。”

妻子的声音不大，但那种语调让我从屏幕上移开了目光。

那个语调不是“吃饭了”，不是“我去洗澡”，不是我们之间任何一句日常对话的频率。

它更像她在同传箱里的声音——平的，稳的，不带情绪的，像在翻译一段与她无关的文本。

但从她嘴里说出来，就与我有关。

“怎么了？”我问，以公事公办的口吻。

她没回答。修长的手指从信封里抽出几张纸，整齐地叠着，推过桌面。

纸张滑过木纹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被放大了好几倍，像一把很钝的刀在慢慢地，一下一下地锯着什么。

我看了一眼标题。

常年与各种论文作伴的我首先便辨认出最上面一行字的模样，宋体，四号，加粗。

“离婚协议书。”

我的手指停在触控板上。

电脑屏幕的光照着我的脸，大概很白。

她没有看我，目光落在协议书第一行“自愿离婚”那几个字上。

那几行字大概看了很多遍，已经不需要再读。

“覃柯浅——”

“我们之间，有问题。”她打断了。

不是不耐烦，是一种“我已经把这句话在心里说了很多遍，终于说出来了，不想再被任何理由挡回去”的平静。

我低下头看着那份协议书。

打印的，不是手写。

她用了公司的打印机，页眉还有她公司的logo。

她连打印都选在工作时间，选在一个不需要面对我的时刻。

她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帖、精确、不留余地，像她翻译的每一段文本。

“是因为我吗？”

这句话从喉咙里出来的时候，声音不像自己的。

低沉、沙哑、像一台很久没有运转的机器被强行启动了，每一个零件都在发出不堪重负的摩擦声。

妻子抬起眼。

那双总是过分冷静的眼在客厅的灯光下是深棕色的，瞳孔中央有一点很小的、很亮的光。

那点光没有动，没有放大，没有缩小，只是安静地待在那里，像一颗已经燃尽了所有燃料的、不再发热的、只剩下最后一点余晖的恒星。

“不，是因为我们。”

她把“我们”两个字说得很重，重到像在翻译一个没有对应中文的德语单词。

那个词的意思是——不是你，不是我，是我们之间那个从第一天起就没有被好好填满的、越来越大的、最后终于吞没了一切的空洞。

“最近这几天，你好好考虑一下。”她收回目光，没有再说。

站起来，把水杯端走，走进书房，关上了门。

我在餐桌前坐了很久。

那份协议书摊在面前，第一页的每一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却读不懂。

不是因为语言复杂，是因为我不允许自己的大脑去处理那些信息——“财产分割”“未来老人赡养”“无和好可能”——那些词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婚姻里。

它们应该是别人的、陌生的、与我无关的词汇。

我把协议书翻到最后一页。

她的签名已经写好了，钢笔，蓝色墨水，字迹工整。覃柯浅。

三个字，她写过无数遍，在各类文件的签名栏，在每次出差入住的酒店登记表，在我们结婚登记申请书的底部。她将钢笔递给我，笑着说，“该你了，薛先生。”

这一次她签完名，沉默地把笔递给我，用足够令我感到陌生的平静，对我说，“该你了，薛先生。”

现在同一支笔，同一个人，同一个签名，意思完全不同。

我没有签名。

把协议书放回信封，放进书桌最下面那个抽屉，压在几份旧项目申请书下面。

之后的几天，她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吃饭，洗澡，睡觉。不说话。客厅里两个人的沉默比一个人的沉默重得多。

一个人的沉默是空的，没有重量；两个人的沉默是满的，压得人喘不过气。

那天她应酬，晚上有个饭局，公司的客户。

出门前站在玄关换鞋，撑着墙弯腰系高跟鞋的带子。

妻子的腰弯得很低，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

“几点回来？”

“不知道。你先睡。”

门关上了。

我一个人吃完了晚饭，洗了碗，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书，一个字都没读进去。

进了书房，打开电脑，对着那篇论文发呆。第三段的系数还是那样，没有改。

窗外的天从灰蓝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黑色。

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不知道过了多久。

门锁响了。

玄关的灯亮了，她的脚步声比平时重，高跟鞋踩在地板上，一下一下的，像一个人用尽力气在保持平衡。

“回来了？”

“……”没有回答。

大概喝了一些。她酒量不好，但从来不拒绝，因为那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