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匆匆结束组会后便赶回家，等待妻子回家，继续“谈”的内容。

但她回来后，脸色非常不好，脸颊很白，嘴唇上的唇彩被擦掉了。

我正要开口，她抬手打断我，“改天吧……”

我愣了一下，低下头：“好，你早点睡。”

“嗯，你也是。”

***

组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有人敲了敲会议室的门。

我以为是送水的阿姨，头都没抬，继续指着白板上那行推导。

“这里，从方程(17)到(18)，我们假设了时空的渐近边界条件是对称的。但这个假设在三维情况下……”

门被推开了。

博士生小周坐在门边，抬头看了一眼，然后猛地转过头来看我，表情像见了鬼。

“薛老师……那个……”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覃柯浅站在门口。

她穿着一件驼色风衣，里面是黑色高领毛衣，手里拿着一个档案袋。

她的头发比平时放得更下来一些，垂在肩膀两侧，衬得那张脸更加白净。

她没有笑，站在那里，像一根插在我这个凌乱世界里的、过分精确的坐标轴。

会议桌安静了。

我的课题组成员——五个博士生，两个博士后，还有来旁听的硕士生——齐刷刷地看向她，又齐刷刷地看向我。

“……您先坐。”我站起来，把椅子往后推了一下，椅脚在地面上刮出一声不太体面的响动。

妻子没有坐，只是微微侧了点头，目光扫过白板上密密麻麻的推导，扫过投影仪屏幕上的费曼图，最后落在我的脸上。

那眼神我见过太多次，不是打量，是确认，像一个精密的探测器在验证某个数据的有效性。

“你有一个快递寄到家里了，”她说，把档案袋递过来，“顺丰，到付。我帮你付了。”

我接过去，动作太急了，碰到了她的指尖。

妻子的指尖是凉的。

“谢谢。”我说。

“不客气。”她说完，没有要走的意思。

目光又往会议室里绕了一圈，在那些学生们脸上停了半秒。

博士生们坐得笔直，论文翻到一半不敢翻了，水杯举到一半又放下来。会议桌陷入长久的沉寂，仿佛一团等待我做出反馈的数据。只有研一的林同学比较钝，还在低头扒拉计算器。

“……你继续开吧。”她最后说，语气没有起伏，然后转身离开，留给我背影。

我站在白板前面，手里攥着那个档案袋。

白板上的方程还停在那个错误的假设上，整个会议室忽然变成了一台被外部扰动打乱频谱的共振腔。

一时间，我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等学生问我问题。但没有人原因拾起沉寂的话题，他们等我主动说，但我说不出口。

博士后老宋是最机灵的，小声说了句：“那薛老师我们先休息十分钟。”我点点头，没说话。

学生们以逃逸的速度散了。

我把档案袋放在桌上，跟了出去。

她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站着，看着楼下花园里的银杏树。

“你今天不上班？”我问。

“上午的会取消了。”她没转头，“路过你们学校。”

路过。

物理系在校园东北角，从校门口走进来要十五分钟。

她连车库都不停，直接走到系楼，找到这间会议室，我知道她记性好，但我不知道她记得我在哪间会议室开组会。

因为我从没跟她说过。

我走到她旁边，走廊的窗户半开着，风吹进来，把她肩上的一缕头发吹到脸颊旁边，我没伸手去拢。

“你的组会，”她忽然开口，“跟你以前在视频里说的不一样。”

“什么？”我疑惑道。

“你之前跟学生开组会，偶尔在书房视频。我在客厅听到过。”妻子说。

我愣了一下。

她听到过。

我不记得她在客厅，我以为她一直戴着降噪耳机在自己的房间工作。

“哪里不一样？”我问。

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风衣领子竖起来一半，挡住她的下颌线。

“你在学校的时候，比在家里……话多。”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说的是事实，我在系里确实比在家话多。

不是因为我不愿意跟她说话，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话。

在家里，每个问题都像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主观题，而在组会里，每个问题都有一个确定的、可推导的答案。

我们沉默了几秒。

“你的学生都很年轻，”她说。

“嗯。”

“看起来也很听话。”

“还算用功。”我点点头，看着她的指尖。

又是一阵沉默。

远处的银杏叶被风吹出沙沙的声音，像是某种低频的背景噪声。

“那我不打扰你开会了。”她说，手从风衣口袋里伸出来，拉了拉肩上的包带。

“覃柯浅。”

她停下来，我很少连名带姓叫她。

在家我叫“柯浅”，在外人面前我叫“我爱人”。

此刻三个字从嘴里出来，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你来，”我说，“不只是送快递吧。”

她看了我几秒，我以为她会否认，但她只是微微垂了一下眼睛，那个动作很快，如果不是因为我在盯着她的脸，我根本就捕捉不到。

“昨天你来公司，”她说，“你站在走廊里，我很早就看到了。”

“我以为你在认真开会，不想打扰你。”

“我看到了。”妻子说。

走廊安静了，连风都停了。

“你不该穿那件外套，”她说，语气还是很平，“洗了太多次，领口都松了。”

我不知道该把这理解为责备还是关心。

在她的语言体系里，这两者有时是同一种东西。

“你也没跟我说不能穿那件外套。”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种基础的事情。”她看着我的眼睛。

这句话像一束穿过窄缝的光，衍射之后形成一个明暗交替的图样，我在那一瞬间同时读出了两层意思。

一层是字面的：那是一件不需要提醒的事。

另一层是底下的：我们之间什么时候变成了连这种事都需要提醒的关系。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你嘴角，”她忽然说。

“什么？”

“干了，起皮了。”她的手动了动，却没有伸过来，只是提着包带的手在手指间转了一下，“开完会，有时间的话，记得多喝水。”

说罢，然后她转身走了。

高跟鞋踩在走廊的地砖上，声音由近及远，消失在西侧的消防楼梯方向。

我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学生们已经坐好了。

白板上的推导还停在那个错误的位置。

博士生小林举着本子问：“薛老师，方程(17)到(18)的假设还要继续讲吗？”

我看着那个方程。

“假设错误，”我说，“重新推导。”

那天的组会延长了四十分钟。

学生们走后，我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把那个档案袋拆开。

里面是某本期刊寄来的审稿邀请，信封背面贴着一张顺丰的运单，到付的金额写着“12元”。

我把那十二块钱的运单撕下来，折了两折，放进了衬衫的口袋里。

那十二块钱的运单，我没有扔掉。

从会议室回到办公室，我把那张折了两折的顺丰运单从衬衫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桌上。

纸很小，不到半个手掌大，边角有一道折痕，是刚才折的时候压出来的。

背面是空白，正面印着寄件信息，我的名字，薛默塭，三个字，打印的，宋体。收件地址，上海，家庭住址。寄件人的联系方式惯性写了她的手机号，末四位和她生日同一天。

我盯着那张运单看了很久，不是因为它有多重要，是因为它是她在那个下午留下的唯一一件我可以握在手里的东西。

后来我把它夹进了一本专业书里。

不是故意的，只是随手。

书放在办公桌上，和那些论文、审稿意见、学生报告堆在一起。

它就在那里，像一个我没有读完的句子，主语是它，谓语是被寄，宾语是这个家，状语是“到付”。

付款人是覃柯浅，我的妻子，知道我在批改论文的人。

那天晚上我回家比平时早，我发现她还没有回来。

客厅的灯没开，卧室的门虚掩着。

我换了鞋，走进厨房倒水，经过走廊的时候听到阳台有细微的声响。

不是脚步声，是那种一个人在黑暗中小心翼翼移动时，衣服和空气摩擦的声音。

我停下来，没有走过去，只是侧过头。

阳台的门半开着，暮色从外面涌进来，把走廊染成一种灰蓝色的、像深海一样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