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姐。”凌龄开口叫道，“你说你刚来的时候，秦海还没疯，你以为自己是最后一个，那个时候的椅子，有几把？”

“七把。”

“为什么？”

不合理。这繁杂的系统规定了从一开始就要确定椅子的数量，六把才会让何雨檬认为自己是最后一个。

“你坐的那把，是宋医生留给自己的。”

没等凌龄细想，第二轮振动就开始了……

……

刑警支队办公室里，陈烨然还没回家。

他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把凌龄失踪案的全套卷宗又翻了一遍。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一点，整层楼只剩下他一个人和头顶那盏永远关不掉的日光灯。他把凌龄的资料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没有新发现。

那个人清理得太干净了。

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种程度，那他一定不会只做一次。

陈烨然打开内网系统，切到失踪人口数据库。只能凭感觉，他设定了三个筛选条件：第一，近半年内接报的失踪案；第二，失踪者年龄在16到60岁之间；第三，失踪前生活轨迹“异常干净”：没有债务纠纷、没有精神病史、没有被威胁记录。

系统返回了五十七个结果。

他一个个看过去。大部分是普通的离家出走或家庭矛盾：老婆跟人跑了、孩子不想上学、老人迷路了……这些案子的卷宗里充满了琐碎的细节：邻居说“他们经常吵架”、同事说“他最近压力很大”、家属说“她走之前留了纸条”。

但有三个卷宗，让他停了下来。

第一个：刘玉兰，女，51岁，退休消防队心理疏导员。接报日期是两个月前，报警人是她的儿子。儿子说，他母亲每天下班后都会接孙子放学，但那天一直到晚上七点，幼儿园老师打电话来说孩子还在学校，他打了几个电话，没人接；一直到九点母亲都没回来。他觉得不对劲，打电话给她工作单位，主任说她前一天请了假，今天一天都没来上班。儿子立马报了警，奇怪的是她没有和儿子说自己身体有什么不舒服，身份证、银行卡都在卧室床头柜上，现金也没带走。

但派出所查了一个月，没有陌生人出入记录，没有异常的通讯记录，刘玉兰的社交关系也非常简单，银行流水干干净净。案子最终以“疑似自愿失联”结案，归档。

“疑似自愿失联”——这在失踪案里是一个常见的归档类别，专门用于那种“找不到线索、但也没有找到尸体”的案子。但这个案子的怪就怪在：一个每天晚上帮儿子带孙子的阿姨突然消失了，没有收拾行李，没有取钱，没有与任何人告别。周围街坊邻居都说只在她失踪前一天见到过刘玉兰，一个大活人，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第二个：秦海，男，38岁，独立音乐制作人。接报日期是一个半月前。报警人是他的前妻，说秦海没有按约定时间去带孩子，他之前从来没有错过。前妻去他住处找人，门没锁，钱包在门口玄关处，钥匙在门内侧插孔里。不像是出了远门，也不像是被劫，屋子里没有任何被翻动的痕迹。秦海的银行流水显示，他失踪当天上午还去超市买了东西，消费记录买的是一瓶酱油和一袋速冻水饺。此后他就再没有任何活动记录。

监控查了。秦海住的那栋老旧居民楼，一楼出入口的监控在失踪当天下午有一段长达四十分钟的损坏，画面静止不动但时间码在走。物业说那天下午线路有干扰，但监控公司检修后没有找到原因。

第三个：林小满，女，19岁，聋哑学校手语翻译。接报日期是三个月前。报警人是她父亲林建国。2月7日晚21时47分，林建国收到女儿林小满的微信语音消息，时长约8秒。语音内容大致如下：“爸，我找了份新工作，在邻市，要去培训一段时间，可能不太方便打电话，你照顾好自己，别担心我。”

林建国听后回了一句“注意安全”，并未再追问。林小满7岁时因病毒性脑膜炎后遗症导致双耳听力完全丧失，后来经过康复训练保留了口语表达能力，发音清晰度与常人无异，可以借助唇读辅助交流，熟练掌握国家通用手语。

女儿之前提过“想换个环境”，林建国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职业变动。一周后（2月14日），林建国连续拨打女儿电话均无人接听，发微信也无人回复，于是拿上备用钥匙前往林小满位于聋哑学校附近的出租屋。林小满房门锁完好，无撬压痕迹。室内整洁有序，床铺叠放整齐，桌面上还放着半杯已经凉透的牛奶，旁边摊开一本手语教材。手机充电器插在床头插座上，但手机不在室内。钱包、身份证、银行卡均未带走。

陈烨然把这几份卷宗并排放在屏幕上，对比了三人的个人信息：都是老旧小区，都没有有效的监控材料。幸运的是，过了这么长时间并没有发现疑似三人的尸体。

唯一让陈烨然觉得不寻常的是，这四个人失踪时都只带走了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