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警察。”

“我是你——”

复生说到一半，忽然停住了。

“是我”后面应该接什么？“弟弟”？这个他从今天起刚刚上身的身份，还没来得及长进骨头里。“家人”？这个词太轻了，轻得装不下六十年。“搭档”？况天佑从来没这样想过。

况天佑等着，目光安静而专注。

“……室友。”复生说。

况天佑愣了一下，然后嘴角向上弯了一个极细微的弧度。那个笑一闪而过，快到如果不是复生盯得够紧，根本看不见。

“室友，”况天佑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语气里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行，室友。那室友，你能不能先把牛奶喝完再说话？滴我卷宗上了。”

复生低头一看，牛奶瓶口斜着，一滴白色液体正悬在瓶口，对准了茶几上陈伟文的档案照片。

他迅速仰头灌完最后一口，然后把空瓶子精准地丢进厨房垃圾桶。

三分球。

“我变回人以后，”他满意地看着垃圾桶的方向，“投篮好像准多了。以前这破手太短，怎么投都进不了。”

况天佑看着他，没有说话。

复生回头的时候正好撞上那道目光。不是平日里那种沉稳的、不动声色的注视，而是一种更深的、带着某种犹疑的眼神。

“怎么了？”

“没什么。”况天佑把目光收回去，重新低头看卷宗，“去睡吧，明天还要上学。”

复生站在原地，想追问，但最终还是转过身往卧室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背对着客厅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在这个安静的半夜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老况，你要是查到什么了，别瞒我。”

身后沉默了一会儿。

“不会瞒你。”

复生点点头，推门进了卧室。

门依旧没关严。

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听见客厅里况天佑翻纸的声音。沙沙沙，沙沙沙，像某种永不疲倦的节拍器。他闭上眼睛，想起仓库里的粉笔人形，想起那种没有伤口却被抽干所有血液的死法，想起况天佑蹲在灰尘里抬头看他的眼神。

然后他又想起今天早上在教务处门口，自己脱口而出的那句“他是我哥”。

说出口的那一瞬间，他感觉到了某种从未有过的东西。

不是背叛——他从来没有把况天佑当爸。

而是自由。

他终于可以不用再假装自己是个需要被照顾的孩子了。

黑暗中，复生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听着客厅翻纸的声音，久久没有睡着。

况天佑在复生关上门之后，放下了手里的卷宗。

他把最下面那份旧档案抽出来，翻开。纸张发黄发脆，边角都被翻出了毛边。那是1973年冬天，他在西环追查过的一起案子。死者是一名十六岁少年，尸体被发现时全身血液被抽干，体表无任何伤口。案子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查了三个月没有任何线索，上面催着结案，他只能在档案最后一页盖上“悬案”的红章。

那枚红章现在还在纸上，颜色已经褪成暗棕。

况天佑看着那页纸，手指在页脚摩挲了一下。

四十年了。

同一种死法，同一个香港。

如果真的是同一个人——或者说，同一个东西——那么这东西至少活了四十年。

而四十年对他们这种人来说，才刚刚开始。

况天佑合上档案，身体靠进沙发里，闭上眼。

脑海里浮现的不是尸体，不是现场，不是血。而是复生今天在校门口朝他跑过来的样子——穿着校服，满头是汗，膝盖上蹭了一块灰。

活生生的。

会流血，会疼，会死。

况天佑睁开眼，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响了五声之后接通了。

“喂，马小玲。”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慵懒的女声：“半夜十二点打电话给我，况天佑你是不是有病？”

“我查一个旧案，需要你帮忙。”

“什么案子这么急？”

“僵尸案。”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明天下午，老地方见。”马小玲说完就挂了。

况天佑放下手机，重新靠进沙发里。

窗外香港的灯火渐次熄灭，只有远处太平山顶的几盏灯还亮着，在夜空里像几颗悬停的星。他闭上眼睛，但听觉仍然敏锐地捕捉着复生房间里传来的每一声细微的响动——翻身时床板的轻响，均匀的呼吸声，偶尔的梦呓。

那些声音他听了六十年。

从庙街的旧唐楼，到深水埗的板间房，到太古城的小公寓。从只有一张床的蜗居，到终于能分出两间卧室的房子。从复生还是八岁孩童的奶声奶气，到现在少年人低沉平稳的呼吸。

所有的声音都在。

他绝不会让这些声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