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医院门口。”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

“你们在哪儿？”

“在医院门口。你爸住的那个医院。”

“你们来了？”

“来了。”

又是沉默。

然后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很轻的哽咽。

“我下来接你们。”

三分钟后，思秋出现在住院部的大门口。

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头发没有打理，随意披散着，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她看起来憔悴了很多，但看见我们的那一刻，眼睛里亮了一下。

“你们怎么来了？”她走过来，声音有些哑。

“来陪你。”婷婷上前一步，抱住了她。

思秋被这个拥抱弄得愣了一下，然后整个人软了下来，靠在婷婷的肩膀上。

她没有哭，但我能感觉到她在发抖。

“你不用一个人扛。”婷婷说，“我们在这儿。”

我走过去，把手搭在她们两个人的肩膀上。

三个女人，站在医院门口，秋天的风吹过来，带着凉意。

但我们彼此靠着，不觉得冷。

思秋终于从婷婷肩膀上抬起头来，擦了擦眼角。

“走吧，带你们去看看我爸。”

ICU不允许长时间探视，每天只有固定的半小时。

思秋把我和婷婷带到ICU门口的长廊上，三个人并排坐在塑料椅子上。

“医生怎么说？”我问。

“脑干梗死，面积不大，但位置不好。”思秋的声音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实，“现在意识还没有恢复，医生说再观察三天，如果没有好转，就……”

她没有说下去。

婷婷握住她的手。

“你一个人在这边，吃饭了吗？”

思秋愣了一下，“吃了。”

“吃了什么？”

“……忘了。”

“那就是没好好吃。”婷婷从包里掏出一个保温袋，里面是她从城里带来的三明治和水果，“现在吃。”

思秋看着那些食物，眼眶红了。

“你们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给我送吃的？”

“不是为了送吃的，是为了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婷婷说，“你以前怎么对我们的，我们现在就怎么对你。你别觉得不好意思，也别觉得给我们添麻烦了。你以前帮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没跟你客气。”

思秋看着婷婷，看了很久。

“你变了。”她说。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变好了。”思秋笑了一下，虽然笑容很疲惫，但那是真心的笑，“怀孕的人是不是都会变好？”

“不知道。”婷婷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但我想变得更好。为了这个小家伙。”

我坐在旁边，看着她们俩，觉得这一刻很珍贵。

人生中这样的时刻不多。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在各自的生活里忙碌，为各自的问题烦恼，各自扛着各自的十字架。但偶尔，会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们停下来，走到彼此身边，什么也不做，就是陪着。

这种陪伴，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

接下来的三天，我和婷婷住在医院旁边的旅馆里，每天陪思秋去医院，陪她在ICU门口的长廊上坐着，陪她吃饭，陪她说话，也陪她沉默。

第三天下午，医生带来了消息。

“病人情况有所好转，脑水肿开始消退，瞳孔反射恢复。虽然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但各项指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思秋听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靠在墙上，慢慢滑坐到地上。

她哭了。

这是她这些天第一次哭。

不是小声的、克制的哭，而是放声大哭，哭得像个孩子。

婷婷蹲下去抱住她，我也蹲下去。

三个女人，蹲在ICU门口的走廊里，哭成一团。

路过的护士看了我们一眼，没有说什么，默默地走开了。

她们大概看惯了这种场景。

在ICU门口，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但也是最珍贵的东西。

因为眼泪意味着还在乎，还在乎就意味着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