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我离开医院。天已经黑透了，冬天的夜很长，像拉不开的幕布。医院门口的银杏树叶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血管，像骨架。

我站在大门口，点了一根烟。我不常抽烟，一包能抽一个月。但最近抽得多了。尼古丁有一种短暂的镇静作用，像麻醉药——不解决问题，但让你暂时感觉不到问题。

抽到一半，我看见台阶上有一个姑娘。不是她。是一个不认识的姑娘，二十出头，穿着羽绒服，蹲在台阶上哭。肩膀一抖一抖的，声音压得很低。

我站了几秒，走过去。

“你怎么了？”

她抬起头，满脸泪痕，眼睛红肿。

“我爷爷……在ICU……医生说可能不行了……”

她的声音碎成一片一片的，连不成句子。

“几床？”

“七床……”

七床。我知道。八十七岁，多器官衰竭，预后很差。值班医生下午跟我提过，家属已经签了放弃有创抢救的同意书。

“你是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