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合租房的时候，刘世华正坐在客厅地板上，面前摊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招聘网站密密麻麻的岗位列表。康年把手里的袋子放下，从里面拿出一瓶可乐递过去。刘世华接过来，放在地上，没有喝。

“你投了多少了？”康年问。

“今天投了二十几家。”

“有回复吗？”

刘世华摇了摇头。康年在她旁边坐下来，两个人就这么靠着墙坐着，面前是两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一样的招聘页面，一样的石沉大海。客厅里只有风扇转动的声音，老旧的叶片发出咔咔的响声，像是在提醒她们时间还在往前走，但她们好像被卡住了。

康年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她侧过头看刘世华，刘世华正盯着屏幕，鼻梁上那副圆框眼镜滑下来了一点，她没有推上去，就那么半垂着眼镜看网页，神情专注又疲惫。

康年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很熟悉。她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是为什么。朴槿惠在自传里写过一句话，她说自己在父母去世之后，常常一个人坐在青瓦台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发呆，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

当然这是康年在网上看到的，她没读过那本自传，只是看过一些零星的摘录。但她觉得那种感觉她能懂，不是懂一个总统失去父母的悲痛，而是懂一个人在巨大的变故面前手足无措的那种茫然。只不过那个人的变故是整个国家都看得见的，而她和刘世华的变故，连她们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不就是被裁员了吗，多大点事。康年每次跟家里打电话都是这么说的，语气轻快得像在说别人的事。但实际上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她心里，不致命，但每次呼吸都能感觉到。

她看着刘世华，刘世华还在翻招聘页面，一页一页地翻，像在翻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康年忽然想问她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也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但她没问出口，因为答案太明显了，明显到不需要问。

晚上康年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吹风。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语音，这次她接了。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一如既往的焦虑和小心翼翼，问她吃了吗，住的怎么样，工作找到了吗。

“还在找。”康年说。

“你那个室友怎么样？”

“还行，挺安静的。”

“女孩子在外面要注意安全，不要跟陌生人走得太近。”

康年嗯了一声，心想自己和刘世华的距离已经近到要合租了，但母亲说的对，她们确实是陌生人，昨天才第一次见面，之前只是在微信上聊过几句。两个被生活抛弃的陌生人挤在一间老破小的屋子里，互相取暖又互相戒备。

挂了电话之后，康年在阳台上坐了很久。对面楼的窗户亮着灯，她能看见里面有人在看电视，有人在吃饭，有人在哄孩子。那些窗户像一个个小小的屏幕，播放着别人的生活，而她坐在阳台上，成了一个观众。

她忽然想起朴槿惠说过的一句话，是在某次演讲里说的。她说，我没有家庭可以依靠，所以我把国民当成了我的家庭。康年当时觉得这是一句很漂亮的政治修辞，但现在想来，也许有几分是真的。一个人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没有伴侣，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一件事情上，不管那件事情是什么，都需要一种近乎偏执的信念。

康年没有那种信念。她连自己明天要不要继续投简历都不确定，更别说把谁当成自己的家人了。

正想着，阳台的门被推开了。刘世华端着一杯热水走过来，在她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康年意外的话。

“你今天看新闻了吗？朴槿惠去大邱助选了，好多人都去了，基本都是女的。”

康年抬头看她，刘世华的表情很平静，但眼睛里有一点点光，像是那种在暗处待久了，突然看见一丁点火苗都会觉得亮的那种光。

“你怎么突然关注她了？”康年问。

刘世华喝了口水，声音很轻地说了一句，不算是回答的回答。

“她爸妈都被人杀了，她也没垮。”

康年忽然觉得鼻子一酸，她不知道是因为刘世华那句话，还是因为夜晚的风太凉，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指甲剪得很短，关节处因为搬箱子磨破了皮。

她们都没再说话。风从阳台外面灌进来，带着九月末的凉意和远处烧烤摊的烟火气。康年把手缩进袖子里，偏头看了一眼刘世华。刘世华的侧脸在路灯的光线下显得很安静，鼻梁挺直，下颌线利落，短发被风吹起来，露出耳朵上一个小小的银色耳钉。

这个画面忽然让康年想起以前在大学图书馆里看过的一张海报，上面是一个日本摄影师拍的街头肖像，一个年轻女人站在傍晚的车站前等车，表情淡漠而疲倦。当时康年觉得那张照片拍得很好，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觉得好，直到现在她才明白，那种好是因为照片里的人不在乎自己好不好看，她只在乎公交车什么时候来。

刘世华就是这个状态。她不在乎自己看起来怎么样，她只在乎下一份工作什么时候来。

康年忽然觉得这个女孩很特别，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特别漂亮的特别，而是一种很沉很稳的特别，像是暴风雨里的船，不是不会翻，而是翻了之后还能自己翻回来。

这种感觉让康年觉得安心，又觉得不安。安心是因为至少这个屋子里还有另一个人，不安是因为她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人。

那天晚上，康年躺在床上刷手机，看到一篇关于朴槿惠出狱后首次公开露面的报道。文章写得挺长的，从她父母被暗杀开始讲起，讲到她在青瓦台长大的经历，讲到她在父亲被刺杀后带着弟弟妹妹离开，讲到十八年后重返政坛，讲到当选总统，讲到被弹劾，讲到坐牢，讲到出狱。

文章最后有一段话，康年看了好几遍，大意是说，朴槿惠的一生像是一部悲剧，但她本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因为她始终相信自己的使命高于自己的命运。

康年把手机扣在胸口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发愣。灯管有一端已经发黑了，每次打开都会先闪几下才彻底亮起来，就像她现在的生活，闪几下，勉强亮起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彻底灭掉。

她想起自己大学时候的梦想，其实也没什么梦想，就是想找一份稳定点的工作，攒钱买个小房子，养一只猫，周末的时候能睡到自然醒。这些事说起来都很小，小到不值一提，但对她来说已经大到够不着了。

手机震了一下，是一条微信消息。刘世华发来的，内容很短：明天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总待在家里心情不好。

康年回了一个字：好。

发完之后她盯着那个绿色的对话框看了很久，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这个夜晚悄悄发生了变化。她说不上来是什么，也许是某个很小的齿轮开始转动了，也许是某个很大的东西终于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