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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兰来取陈广福遗物的那天,天晴了。
她穿着和那天一样的塑胶围裙,头发还是花白地扎着低马尾。她的脸上没有泪痕,没有悲伤,只有一种麻木的平静,像一个在暴风雨中心的人,已经习惯了周围的崩塌。
林清把陈广福的遗物装在一个纸箱里,递给她。她接过,没有打开看。
“王阿姨,”林清说,“那碗鱼丸,吃了吗?”
王秀兰的手指在纸箱边缘轻轻摩挲。
“吃了。”她说,“很好吃。”
“陈师傅的案子,有一些新的发现。如果您愿意——”
“我不愿意。”
她抬起头,看着林清。那双眼睛浑浊、疲惫,但在最深处,有一团火在燃烧。那不是愤怒,是恐惧。对真相的恐惧,对改变的恐惧,对失去仅剩的一切的恐惧。
“林法医,”她说,“我知道老陈在做什么。那些账本,那些钱,那个什么组织。我不是傻子,我跟了他三十年,他皱一下眉头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您为什么——”
“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不翻案?为什么不帮他讨个公道?”王秀兰的声音终于有了波动,像一面平静的湖水被丢进了一颗石子,“因为公道是要代价的。老陈付了,他死了。我弟弟也被卷进去了,他现在在镇政府当临时工,每个月两千块,那是他唯一的活路。如果我翻案,我弟弟的工作就没了。他还有老婆孩子要养。”
“可是陈师傅——”
“他死了。”王秀兰打断他,“死了就是死了。活着的人,还要活。”
林清沉默了。
王秀兰抱着纸箱,走向门口。她的背影瘦削、佝偻,像一个被生活压弯了腰的老人。她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林法医,”她说,“谢谢你告诉我鱼丸的事。他这辈子,就对我好过这一件事。”
她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