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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法院判了缓刑,他不用坐牢。”
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肩膀一下子塌了下去,像是卸下了一副很重很重的担子。然后她又紧张起来,凑近了一些,声音压得很低:“那他以后还能上学吗?他那个学校说把他开除了。他没地方去了。他才十六岁,不去上学能干嘛呢?”
林清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想说,你的孙子打了一个人,打了三十七处伤,打死了那个人。那个人也有母亲,也许有妻子,也许有孩子。那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证据,只剩下那张连字迹都模糊了的照片。而你的孙子还可以回家,还可以吃饭,还可以看电视,还可以在缓刑期间“认识错误、改过自新”。
但他没有说。他说不出口。因为他看到了老人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除了悲伤,还有恐惧——对自己唯一的孙子前途未卜的恐惧。她的恐惧是真实的,和那个死在桥洞里的老人曾经的恐惧一样真实。只是前者有人倾听,后者没有。
“老人家,”林清站起来,“我帮不了他。您回去吧。”
她站起来,把那杯没怎么喝的水放在桌上,拎起那个空空荡荡的编织袋,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林法医,那个被打死的人,有没有家人?”
“目前还没有找到。”
“那他葬在哪里?”
“民政局火化的。骨灰……应该还在殡仪馆。”
老人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她转过身,佝偻着背,一步一步走出了法医中心的大门。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照在那件褪色的军绿色棉袄上,照在那个空空荡荡的编织袋上。
苏棠站在门口,看着她走远。
“林医生,你说她会不会去给老刘上坟?”
林清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