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屿白这辈子没跟人道过歉。

他的骄傲像一把焊死的伞骨，撑开了就收不回去。“对不起”这三个字在他的词典里排在最末页，上面还落了灰。

但那天从听石工作室回来以后，他坐在车里，引擎没打火，空调没开，六月的烈阳透过挡风玻璃把他整个人烤得发烫。他把胸口口袋里的意向书掏出来，展开，看着纸面上那一小块极浅的指纹印。沈听按下去的时候没用力，指纹很淡，淡到几乎看不见。但他知道那个位置，因为他的眼睛从沈听转身离开之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那张纸。

他掏出手机，打开和沈听的消息对话框。上一屏还是周也发来的会议安排，沈听本人从来没有回复过他。他打了一行字：“今天的事，是我不对。”删掉。又打了一行：“我说话没过脑子——”又删掉。他把手机翻过去扣在副驾上，发动引擎，引擎的轰鸣声在安静的地下停车场里显得格外刺耳。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

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眼前反复回放着同一个画面——沈听转身去关窗的背影。他一直记得那个背影很好看，但那天那个背影让他觉得不对劲。那不是疏离，不是高冷，是一种他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一个人在拼命稳住自己。他见过那种背影。在他写不出歌的时候，和在镜子里看见的自己是一样的。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闷声骂了一句脏话。

接下来几天，江屿白开始了他在人生中完全不熟悉的实践：道歉。

第一天，他给沈听发了一条微信。

“沈听，昨天的事我想当面跟你聊聊。方便吗？”

消息发出去之后，对话框里安静得像一潭死水。没有回复。没有“对方正在输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条消息被看到了——除了一小时后他发了一条“我在你工作室附近，能不能见一面”，然后看到消息旁边弹出了一个灰色的“已读”。

已读。不回。

他把手机摔在沙发上，过了一分钟又捞起来，确认了一遍，还是已读不回。

他直接去了听石工作室。

开门的是周也，看见他的时候表情很复杂——有礼貌，有为难，还有一点点看好戏的微妙的期待。

“沈听不在。”周也说。

“去哪儿了？”

“去合作方的珠宝工坊了，这几天都是那边的行程。”周也推了推眼镜，语气客气但坚决，“他说近期暂时不接非必要的会议，项目的事先跟策划组沟通就好。等设计稿全部完成再统一碰。”

策划组，不是他。江屿白站在门口，手指蜷了蜷，最终只是说了句“行”便转身走了。他走下台阶的时候，梧桐树的影子落在他肩上，蝉鸣震耳欲聋。

他又发了一条消息。

“我不谈音乐了。只谈设计。行吗？”

这一条连已读的标记都没了。他不知道沈听是真的没看到，还是点开以后故意不让他知道。

他打了一行字：“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母亲的事。”手指悬在发送键上方，停了一会儿，又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了。这种话不能在消息里说。太轻了。沈听值得的不是一条微信。

接下来的几天，江屿白又试着发了两次消息，也去了工作室一次，结果都一样——石沉大海，吃了闭门羹。他站在工作室楼下，手里拎着两杯冰美式，看着紧闭的窗帘和熄着灯的窗户，终于在微信里打出最后一条试探：

“下一版配乐demo我做了改调，发你工作室邮箱了。”

已读。但回复同样只有两个字——来自沈听，但冷得不像一个活人：

“收到。”

两个字，比不回还让人难受。江屿白退出聊天界面，把手机塞进口袋，对着头顶的梧桐树狠狠地骂了一句。

这天下午，阿坤被他拽回了排练室。

地下排练室的空气依然是那股熟悉的旧木头和灰尘混在一起的味道。江屿白把吉他接上音箱，调了一下音，然后一句话不说地开始弹。不是排练曲目，不是新的demo，是一段阿坤从来没听过的旋律——节奏不稳，和弦走向很怪，弹到一半自己断掉，然后又从头开始。

阿坤坐在鼓后面，鼓棒悬在半空中，不知道该不该跟。

“羽哥，你这是……在生气？”

“没生气。”吉他声更躁了。

“那就是失恋了。”

吉他声停了。江屿白转过来瞪了他一眼，但没有说那句平时的“你胡扯”。他过了片刻才开口，语气很轻：“是歉疚。我不小心碰到一个人……的痛处了。”

阿坤抿了下嘴，咽下了那句到嘴边的“你做这事还少吗”。

“那你去道歉啊？”

“他不接。”江屿白的舌尖滚了一圈，“不见我。不回消息。不回电话。工作室也不去。”

阿坤张了张嘴，想说“那你就等他消气”，但目光看向了江屿白的表情，话又咽回去了。他认识羽哥这么久，第一次看到这个人脸上写满了“不甘心”三个字——但底下还藏着点什么，更软，更不知所措。

“那你知道他住哪儿吗？”阿坤问。

江屿白的手指在琴弦上停了一下。

当天晚上，他从策划组长那里拿到了沈听的住址。

策划组长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他“羽哥你拿沈老师的地址干什么”，他回了句“寄合同”，声音稳得连自己都快信了。挂了电话以后他对着屏幕上的那个地址看了半分钟。

他不是没想过这么做是不是越界。但他更怕另一件事——如果他现在不去亲口说点什么，沈听会默认他那天是故意的。他不能接受这个“默认”。

他用手指擦了擦手机屏幕，像是在擦掉什么看不见的污渍。

接下来的两天，江屿白去了沈听住处的楼下三次。

第一次是傍晚，天还没黑，他等到天黑，沈听没有回来。

第二次是深夜，他把车停在路边的梧桐树下，看着七楼那扇始终黑着灯的窗户，等到凌晨一点才走。

第三次，他带了一把吉他放在副驾上，不是为了弹，是他实在不知道该带什么东西去见这个人，空着手觉得虚，拎东西觉得俗，带着吉他至少让他觉得自己还是自己。

等到晚上九点半，远处有车灯扫过梧桐树的树干。一辆网约车停在小区门口，后车门推开。

沈听从车里出来。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衬衫，衬衫的下摆有一半没塞进裤腰里，从西裤边缘垂出来一道随意的折痕。

他关车门的动作比平时重了一点点，车门合上的声音在安静的街道上响得很突兀。

他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站在路边，微微仰头看了一眼小区门口的灯牌，然后往单元楼的方向走。

他走得不算歪，但脚步比平时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像是知道今晚更需要稳。

江屿白从梧桐树下站了出来。

他朝沈听走了几步，然后在距离三米左右的位置停下来。

他今天穿了一件简单的黑T恤，牛仔裤，头发随意扎着，几缕碎发落在眉骨上。路灯把他脸上的线条照得比平时柔和了一些。

“沈听。”

沈听停住脚步。他转过头，看见江屿白站在梧桐树下，黑T恤，牛仔裤，头发扎着，手里拎着一个牛皮纸袋。

他的目光在江屿白身上停了一下，没有惊讶，没有愤怒，只是皱了皱眉头。那个皱眉的幅度极小，与其说是不悦，不如说是一种“为什么偏偏是现在”的疲惫。

“你来干什么。”他的语调依然平稳，但在夜风里显得比平时薄，像一层被吹散的霜。

“跟你道歉。”江屿白说。他没有往前走，也没有后退，就站在那个三米的距离上，“我知道你不想见我。但有些话我在消息里说了你会觉得敷衍。我得当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