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九月，乐瑶第一次离开青溪村。

不是暂时的离开，是真正的离开。她带着一个行李箱、一个编织袋、一个书包，站在青溪村的路口，等那辆会带她去福州的大巴车。

妈妈站在她旁边，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路上吃的干粮。弟弟乐峰也来了，他帮她把行李箱扛到路边，然后站在一旁，没说话。

天刚亮不久，龙眼树上的露水还没干。九月的龙眼已经熟了，黄澄澄的果子挂满枝头，沉甸甸的，把枝条压得弯下来。乐瑶看着那些龙眼，想起去年这个时候，她还坐在院子里摘花生，一边想着王俊源。

现在她要去福州了。去上大学。

长途大巴来了。乐瑶把行李搬上车，坐上去，回头看了妈妈和弟弟一眼。

“到了打电话。”妈妈说。

“知道了。”乐瑶说。

车开了。她看着妈妈和弟弟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两个小黑点，消失在龙眼树的后面。

她转过头，看着前面的路。

从青溪村到临江镇，两座山，龙眼树一路都是。这段路她走了六年。从初一到高三，每周一趟，来回四块钱车费。她在这条路上背过英语单词，背过政治大题，背过历史年表。她在这条路上哭过，也笑过。

现在她要走一条更远的路了。从临江镇到福州，要坐三个小时的大巴。车票二十五块钱。

她从没走过这么远的路。

省立师范大学在福州市仓山区，长安山脚下。

乐瑶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的。校园很大，大到她觉得自己会迷路。路两边种着榕树，树干粗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气根垂下来，像老人的胡须。教学楼很高，图书馆很大，操场很宽——比临江华侨中学的操场大了不止三倍。

到处都有人。拖着行李箱的新生，举着牌子的学长学姐，陪孩子来报到的家长。有人在笑，有人在喊，有人在拥抱。乐瑶站在人群中，拎着行李箱，不知道往哪里走。

“同学，你是哪个学院的？”

一个戴眼镜的女生走过来，胸前挂着“迎新志愿者”的牌子。

“外国语学院。”乐瑶说。

“往这边走，我带你过去。”

女生接过她手里的编织袋，带着她穿过一条榕树夹道的小路。乐瑶跟在她后面，看着路两边那些陌生的建筑，心里空落落的。

她想王俊源了。

他在做什么？今天不是周末，他应该在上课。在临江镇，在华侨中学的理科班教室里，做着理综卷子或者数学题。他的英语应该还是不好，不知道有没有每天做完形填空。

她已经不在那里了。

外国语学院的宿舍在长安山脚下的一栋老楼里，六人间，上下铺。乐瑶的铺位在下铺，和高中一样。她把被褥铺好，把行李箱塞到床底下，把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和带鱼干放进柜子里。

宿舍里已经来了几个人。一个叫苏敏的女生是福州本地的，说话带着浓重的福州口音，很爱笑。一个叫陈婷的女生是闽南人，长得小小的，说话轻声细语。还有一个叫周小诗的女生是南平的，短头发，看起来很干练。

“你是哪里的？”苏敏问。

“莆田的。”乐瑶说。

“莆田哪里？”

“临江镇。”

苏敏显然没听过这个地名，“哦”了一声，没再问。

乐瑶不介意。她习惯了。临江镇本来就是一个小地方，青溪村更小。她从来不指望别人知道她的家乡在哪里。

大学生活和高中完全不一样。

没有班主任盯着你早读，没有老师逼你交作业，没有倒计时和排名。你爱学不学，没人管你。

乐瑶不敢不学。

她每天六点起床，六点半去教室早读，七点半吃早饭，八点上课。下午没课的时候，她去图书馆自习。晚上在宿舍做完作业，再看一个小时的书。她把高中那一套搬到了大学，因为她不敢放松。

她不能放松。

每个月的生活费是妈妈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师范生每个月有八十四块钱补贴，够她吃大半的饭。但剩下的钱还是要家里出。她每个月的开销控制在两百块钱以内，吃饭花掉一百五，剩下的五十块买日用品和学习用品。

她不买衣服。不买零食。不参加任何要交钱的活动。

开学第二周，乐瑶在学校的公告栏上看到一张招聘家教的传单。“招聘英语家教，辅导初一学生，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每小时十五元。”

她撕下了传单上的电话号码。

家教的工作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初一男生的英语，每周六下午去他家辅导两个小时，三十块钱。一个月一百二十块，加上学校的八十四块补贴，她的生活费就够了。不用再跟家里要钱了。

她打电话回家的时候，跟妈妈说：“我找了家教，每个月有一百二十块。你不用给我寄钱了。”

妈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你一个人在外面，别太省。”

“我不省。”乐瑶说。

挂了电话之后，她站在宿舍楼下的公用电话旁边，手里的电话卡还剩下三块钱。这张电话卡是她来福州之前买的，五十块钱，可以用一百分钟。她已经用了大半——大部分电话都是打给王俊源的。

王俊源在复读。

临江镇，华侨中学，高三理科班。新的教室，新的同学，新的老师。但蓝花楹还是那些蓝花楹，木棉还是那些木棉，教室后面的小树林也还是那个小树林。只是她不在那里了。

每个周六晚上，乐瑶都会准时打电话给他。

福师大每个宿舍都有电话，也是用电话卡。但是她比较少用。舍友在，讲话不方便。她通常还是更愿意去学校的公共电话亭等待。他们约好周六晚上九点打电话。每次都提前五分钟下去等待，一到点就拨他的号码。有时候他接了，有时候是他爸爸接的——“他还没回来，你晚点再打。”她就等一会儿，再拨。

“今天怎么样？”她每次都会问。

“还行。”他每次都会说。

他的回答永远很短。“还行”“还好”“就那样”。乐瑶知道他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怎么说。复读的日子就是做题、做题、做题，没有什么好说的。她也不追问。她只是跟他说自己这边的事——福师大的校园，长安山的树，食堂的菜，宿舍的室友，家教的學生。

他听着，偶尔说一句“嗯”或者“那就好”。

她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但她会说下去。因为她知道，他一个人在那里，比她更难。

有一次，她在电话里说：“我中秋节不回去了。路费太贵了。”

“嗯。”他说。

“你呢？你中秋节放假吗？”

“放一天。”

“那你……怎么过？”

“在家。”

沉默。

“沈乐瑶。”他忽然叫她。

“嗯？”

“中秋节的月亮，我们看到的是一样的。”

乐瑶握着话筒，眼眶酸了。

挂了电话之后，她回到宿舍，坐在床上，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条紫白相间的手链。她每天都戴着它，只有在洗衣服的时候才会取下来。手链的线已经有些松了，珠子也不再那么亮了，但她不舍得换新的——也没钱买新的。

她把那条手链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千里共婵娟。她想起苏轼的那句词。

这是课本上学过的诗词，也是他曾经帮她写在摘抄本上的句子。

开学第三周，乐瑶收到了王俊源的第一封信。

信是寄到他们学院的，信封上贴着一张八毛钱的邮票，邮票上盖着“莆田”的邮戳。

乐瑶从信箱里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手抖了一下。

她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信纸是蓝色的，上面有格子。他的字还是很大，笔画俊逸，但比以前工整了很多。

“乐瑶：

你到福州已经两个星期了。我不知道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但我相信你一定能过得好。你是那种到哪里都能过得好的?人。

我这里还是老样子。每天六点起床，六点半早读，七点四十五第一节课。换了新的班主任，姓郑，教物理的，讲课讲得很清楚。班上的人我大部分不认识，也不想认识。我没有跟谁坐在一起，一个人坐最后一排。

你的数学课代表已经换人了，是一个戴眼镜的女生，我不认识她。每次看到她收作业，我就会想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