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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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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下礁石,在礁石背面蹲下来。那个地方有一个用碎石填平的坑——埋着那些贝壳碎片,埋着那两张纸巾,埋着他写给她的那几张纸条。他把手放在那堆碎石上,石头被海风吹得冰凉。他想,还好他把这些东西埋在这里了。还好他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她那里。如果她爸摔碎的不只是半块贝壳,而是全部——他不敢往下想。

“我等你。”

“我等。”

他在心里把这两句话重复了很多遍。一遍又一遍,像海浪一样循环往复。她说她等他长大。他说他等多久都行。现在她不在了,但他还在。他还在石狮,还在三中,还在这块礁石上。他会一直在这里。只要她回来,就能找到他。

第二天回到学校的时候,杨晓东发现有些东西变了。

走廊上有人在背后窃窃私语,声音不大,但刚好能让他听见。

“就是五班那个,杨晓东。”

“听说他追一个女的,把人家追得转学了。”

“不是转学,是被她爸妈抓回去的。她爸来学校的时候脸都是黑的。”

“啧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杨晓东转过头去,说话的是两个初二的女生。她们被他看了一眼,立刻闭嘴了,低着头快步走开。他看着她们的背影,什么也没说。他把手插在口袋里,握着那半块贝壳,继续往前走。

语文课上,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杨晓东在作文纸上写了三行字:

“我的理想是考上高中。然后考大学。”

“因为有人说我行。”

“我相信她说的话。”

语文老师把这篇作文打了个“差”,评语是:“内容贫乏,缺乏真情实感,流水账。”杨晓东把作文纸揉成一团扔进了课桌里,揉完之后又捡出来,展平了,折好,放进铅笔盒里。她说过他写的字像鸡爪子刨的,但他这次写得很认真,每个字都一笔一划。他不在乎老师打什么分。他又不是为了给老师看才写那篇作文的。

王雅雅走后的第十二天,施能讲在食堂打饭的时候凑到了他面前,一脸幸灾乐祸的笑。

“你那个女朋友呢?怎么不见了?不要你了?”

杨晓东没有看他。他把餐盘放在架子上,舀了一勺饭,又舀了一勺菜。食堂的菜一如既往地难吃——空心菜炒得又黄又烂,花蛤汤寡淡得只有盐味儿。

“跟你没关系。”他说。

“怎么没关系?你不是很拽吗?一个人打五个?还跟郭刚叫板?现在女朋友都跑了,还拽什么?”

施能讲的声音引来了周围的人。几个六班的男生围过来看热闹,脸上挂着期待的笑容。在石狮三中,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一个人落了单,就会有人来踩。踩你的人不一定跟你有仇,他们只是需要一个靶子,一个出气的对象。

杨晓东把勺子放下。铁勺子碰在餐盘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你再说一句。”他抬起头,看着施能讲的眼睛。

施能讲被他看他的眼神噎了一下。那双眼睛里没有愤怒,没有暴戾,只有一种很沉很沉的东西,像是海底的暗礁,沉默地、不可撼动地矗立在那里。你可以在它上面扬起浪花,但你别想移动它分毫。

食堂里安静了一瞬。周围的人都不说话了,连打饭阿姨都停下了手里的勺子。施能讲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端着餐盘走了。走了几步,回头甩了一句“神经病”,声音闷闷的,没什么底气。

杨晓东重新拿起勺子,继续吃饭。他把盘子里所有的菜都吃完,一粒米都没剩。然后他把餐盘送到回收处,洗了手,走出食堂。

操场上,海风还是那么大。芒果树还是那么灰蒙蒙的。操场上的学生们照常在追逐打闹,小卖部门口照常排着长队。什么都没有变。只是她不在。只是他的旁边多了一个永远空着的座位。

郭刚也没有来找过他。整整两个星期,七班那边没有任何动静。杨晓东在走廊上碰到过郭刚几次,两个人隔着人群遥遥地对视了一眼,郭刚的眼神还是那种懒洋洋的漫不经心,但杨晓东注意到,他的目光在王雅雅转学的消息传开之后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那是一种猎手失去了猎物之后的茫然,像一只在草原上转悠了半天却找不着羚羊的狮子。他当初盯上王雅雅,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她长得好看,更是因为有杨晓东这个对手。现在猎物走了,对手也没了,这场游戏就失去了意义。

杨晓东宁愿他继续来找麻烦。那样至少说明还有人在乎。现在这种安静,像一潭死水。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天阴沉沉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随时会落下来。放学后,杨晓东骑车去了雅居苑。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但他还是去了。

雅居苑的大门还是那个样子。电动推拉门,保安亭里坐着一个穿制服的保安。门口的灯亮着,橘黄色的光在地面上投下一个昏黄的圆圈。那辆黑色轿车不在门口停着。王雅雅家的窗户——他记得她说过她住三栋九楼——那扇窗户的灯亮着,窗帘拉着,隐隐约约有人影在动。是不是她?他看着那扇窗户,在路边站了很久。风吹得他的校服猎猎作响,把他的头发吹得竖起来。路过的行人都奇怪地看着这个穿着破校服的少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在寒风里站那么久。但他没有走。他看着那扇亮着灯的窗户,那扇窗帘拉着的人影晃动的窗户,一直看到天色彻底黑下来。

不是她。她已经去了泉州。那扇窗户后面是她的爸妈,王华春和邱妮。也许他们正在吃晚饭,也许他们正在看电视,也许他们正在商量什么时候去泉州看女儿。他们的生活照常进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们的女儿有没有哭过,有没有在深夜里攥着十八片贝壳碎片睡不着觉,他们不在乎。

杨晓东骑车回了家。他把自行车停在筒子楼下,抬头看了一眼楼上自家的窗户。灯亮着。他爸在家。

他上了楼,推开家门,屋子里一股酒味。他爸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两个空啤酒瓶,还有一个喝了一半的白酒瓶子。他爸平时不怎么喝白酒,喝白酒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发了工资高兴,二是遇到什么事了不高兴。今天发工资的日子还没到。

他妈李秀琴坐在饭桌旁边,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肩膀缩着,像是准备挨骂。看到杨晓东进来,她抬起头,嘴唇动了动,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来没见过的慌张。

“晓东,”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压不住的颤抖,“你爸——你爸今天被厂里辞了。”

杨晓东站在门口,手还握着门把手,忘了松开。

杨建国没有看他。他盯着茶几上的白酒瓶子,眼睛血红血红的,手指捏着酒瓶的瓶颈,指节发白。

“干了十二年。”杨建国的声音不像是在跟谁说话,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在那破厂里干了十二年。说辞就辞。连个提前通知都没有。今天早上我去上班,工头让我去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一个新来的经理,穿个西装打个领带,跟我说话的时候连正眼都不看我。他说厂里订单少了,要裁人。裁就裁吧,但凭什么就裁我?车间里二十几个裁剪工,凭什么就裁我一个?”

他抬起头,看着杨晓东。杨晓东从来没有在他爸眼睛里看到过那种东西——不是愤怒,不是醉酒后的浑浊,而是一种更深更暗的、接近于绝望的东西。一个在外面受了欺负却无处发泄的男人的绝望。

“那个经理,姓什么来着——姓吴。他说他认识你。”杨建国指着杨晓东,手指在发抖,“他说,你儿子在学校挺有名的。他说,听说你儿子追一个老板的女儿,把人家追得转学了。他说,杨建国,你儿子真有出息。”

杨晓东的心沉了下去。沉到了最底下,还在往下沉。他想起了王雅雅信里写的话——“我爸说你爸的厂他认识人,一句话就能让你爸丢工作。他不是吓唬我。我听到他打电话了。”

她爸真的打了那个电话。

因为王华春的一个电话,他爸在厂里干了十二年,被辞了。

“你他妈的——”杨建国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朝杨晓东走过去,手指戳在他的胸口上,戳得他往后退了一步,“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是不是让你离那个女的远一点?你不听!你不听!现在好了!你爹的工作丢了!你满意了!你妈的药钱、你的学费、这个月的房租,你告诉我,从哪里来!”

杨晓东没有说话。他站在门口,背挺得笔直,一动不动地挨着他爸的骂。他妈的眼泪无声地往下淌,她用围裙捂着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屋子里的酒味和油烟味混在一起,呛得人喘不过气。窗外的海风呼呼地吹着,把窗户吹得咯吱咯吱响。

皮带抽下来了。第一下抽在他的背上。隔着校服,火辣辣地疼。第二下抽在他的胳膊上。第三下抽在他的脖子上。

杨晓东没有躲。他站在那里,让他爸抽。他爸每抽一下,就在他心里刻下一句话——是因为我。是因为我喜欢她。是因为我不配。是因为我没有及时收手。是因为我以为我能跨过那道鸿沟。因为我太自不量力。

抽了七八下之后,杨建国的手软了。他把皮带往地上一摔,跌坐回沙发上,把脸埋在手掌里。他的肩膀在发抖,喉咙里发出一种压抑着的、粗粝的声音,像是想哭又哭不出来。

“你滚。”他闷声说。

杨晓东没有动。

“你聋了?滚!”

杨晓东转过身,拉开门,走了出去。他走下黑洞洞的楼道,走出筒子楼,站在巷子里。风很大,比海边还大,灌进巷子里,发出呜呜的响声。墙壁上的小广告被吹得哗啦啦地响,有一张脱了胶,被风卷到半空中,飘得无影无踪。他靠在墙上,仰起头,看着筒子楼之间那窄窄的一线天。天是深灰色的,看不见月亮,也看不见星星。巷子里的路灯坏了两盏,只有远处街口的一盏还亮着,把昏黄的光投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照着那些积了不知多久的污水。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半块贝壳。贝壳很凉,比这个夜晚的风还凉。他把它握在手心里,握了很久,直到贝壳被他的体温焐热了,直到那个歪歪扭扭的“东”字印进了他掌心的纹路里。

他很想去找她。他恨不得现在就骑上车,骑四个小时去泉州,去那所有塑胶跑道和游泳池的私立中学,站在校门口,等她走出来。他想跟她说,没事的,你爸打电话辞了我爸,没事的。我爸打了我一顿,没事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好吗。重要的是你还攥着那十八片贝壳碎片吗。重要的是你在写“我等你”又划掉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哭。

但他不能去。因为她说了,不要回信。因为她妈会检查她的所有信件,她爸会打电话为难所有他在乎的人。他去找她,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只会让她爸再打一个电话,让他妈也丢了工作。只会让她挨更多的皮带。他不能去。他唯一能为她做的事,就是什么都不做。

杨晓东慢慢地蹲下去,背靠着冰冷潮湿的墙壁,把脸埋进了膝盖里。海风呼啸着灌进巷子,把他吹得像一片被遗忘在角落里的落叶。

他想,是不是从开学第一天起,从她穿着白裙子站在教室门口的那个瞬间起,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他注定要爱上她,注定要失去她,注定要因为他爱她而连累所有人。他爸的工作,他妈的眼泪,她脸上的巴掌印,她脖子上的淤青——全都是因为他。因为他太不自量力。因为他不信他们之间的那道墙真的有那么高。现在他信了。那道墙太高了,他爬不上去。他连给她寄一封信的资格都没有。

那天晚上,他在巷子里蹲了很久。久到腿都麻了,久到海风把他脸上的泪痕吹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久到筒子楼的窗户一盏接一盏地灭了,巷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和一只在垃圾堆里翻东西的流浪猫。

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走进楼道,上楼,推开门。

客厅的灯还亮着。他爸在沙发上睡着了,鼾声很大,白酒瓶子倒在茶几上,瓶口还挂着一滴没滴下来的酒。他妈坐在饭桌旁边,守着凉了的饭菜,在等他。看到杨晓东走进来,她站起来,嘴哆嗦着,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但没有哭。她的眼泪大概在他不在的时候已经流干了。

“吃饭。”她说。

杨晓东在饭桌前坐下来。他妈把饭菜端过来,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吃。饭是重新热过的,菜还是中午剩的。他一口一口地吃,每一口都嚼得很慢。不是因为不好吃——他妈做的菜永远是那个味道,咸咸的酱油味,他从小吃到大。是因为他每嚼一下,都在想一件事。

王雅雅。

你在泉州还好吗。

你有没有吃饱饭。

你爸妈有没有再打你。

你把那十八片贝壳碎片贴在硬纸板上以后,有没有再数一遍,是不是真的只有十八片。

他吃完了最后一口饭,把碗筷放下。

“妈,对不起。”他说。

李秀琴愣住了。她看着儿子,儿子也看着她。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脸上全是岁月和劳累刻下的沟壑,眼角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她张了张嘴,想说“你有什么对不起的”,但她说不出那个字,因为她知道他在对不起什么。他想说对不起,因为他喜欢了一个他不该喜欢的人,因为他连累了这个家,因为他爸被辞了,因为他妈又得在缝纫机前多踩几百个工时。但他没有说这些。他只是又说了一遍。

“对不起。”

李秀琴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她的手很粗,很糙,但很暖。

“傻孩子,”她说,“不怪你。”

杨晓东回到自己的小隔间,把门关上,躺在床上。他没有开灯。黑暗里,他把那半块贝壳从口袋里拿出来,握在手心里。然后他闭上眼睛,在黑暗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不管发生什么,不管还有多少皮带,多少拳头,多少冷眼,多少烂在喉咙里说不出来的话——他等她。等多久都行。

窗外的海风还在刮,筒子楼的夜晚永远嘈杂,但在他那间窄小的、黑暗的小隔间里,他的心跳得很慢很稳,沉稳得像潮汐。王雅雅转学走后的第十六天,杨晓东十七岁的冬天正式开始了。他的脸上多了新伤,背上多了新疤,心里多了一个填不满的空洞。但他还站着。他还攥着那块贝壳。他还记得自己许过的承诺。

等他再次见到王雅雅的时候,已经是半个月以后了。他不知道,那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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