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说我也知道。”她把目光移开,看着窗台上那盆快要枯死的绿萝,“你每天来医院,不是来看我的,是来看你自己。你觉得是你害了我,所以要来看看我好不好。如果我不醒,你就是罪人。如果我醒了,你就赎罪了。”
杨晓东被她说中了心事,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杨晓东,”林小禾转回头看着他,表情变得认真了,语气里带着一种他从来没在她身上见过的东西——一种被无数次践踏之后长出来的、坚硬的自尊,“你不要觉得自己欠了我。郭刚推我,是因为他。你来给我送外套、在走廊上帮我对付刘伟强、每天收我的糯米团子——这些是我欠你。不是你害了我,是我连累了你。如果没有我,郭刚可能不会那么快对你动手。虽然他迟早会对你动手,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找你麻烦——但我不想成为他的借口。”
杨晓东的喉结动了动,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他手上的伤比以前更多了,指关节上的老茧厚厚的,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黑泥,手背上冻疮的裂口在暖气里微微发痒。
“糯米团子好吃吗?”林小禾突然问。
“好吃。”杨晓东说,“芝麻馅的比花生馅的好吃。”
“那我以后只做芝麻馅的。”林小禾说。
“你——”
“医生说我右腿有感觉了。”林小禾打断了他,声音里忽然多了几分亮色,“昨天医生拿小锤子敲我膝盖,我感觉到痒了。不是疼,是痒。医生说神经开始恢复了。痒比疼好,痒说明它们在长。”
杨晓东看着她。她的头发被剃掉的那一块,新长出来的发茬在阳光下闪着细细的光。她的脸瘦了,下巴尖了,眼睛因为后脑勺的伤而有些微微突出,看起来比以前更小,更像一只被雨淋过的小动物。但她的眼神没有变——还是那种温温的、软软的、被打倒了无数次还是会爬起来对人笑的眼神。
“你恨他吗?”杨晓东问。
林小禾想了想。病房里的阳光移了一格,从她的被子上移到了她的脸上,把她左边脸颊上那个淡淡的酒窝照得若隐若现。
“恨。但我更恨自己。恨自己那天没有早点走。恨自己没有听你的话——你跟我说过的,离那些人远一点。可是七班就是那样。郭刚不在了还有别人。刘伟强、施春杰、施能讲——还有初三的那些。我躲不开。除非我也转学。但我转不了。我家没钱。”
她把被单往上拉了拉,盖住了下巴。她的声音闷在被子后面,有些听不真切。
“杨晓东,我想过了。等我好了,我要考一中。不是三中的高中部,是泉州一中。我要靠自己的分数考出去,考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考到一个不用躲人的地方。我不想像我妈那样,一辈子靠着男人活,挨了打也不敢吭声。我想活成我自己。”
杨晓东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不大,单眼皮,眼睫毛短短的,被阳光照得微微透明。但里面有一种他太熟悉的东西。他曾在另一个女孩的眼睛里看到过同样的光——那天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把王雅雅的短发吹得乱七八糟,她说“我要熬过这三年”,说“谁也别想让我走”,说“等我能够自己做决定”。当时她的眼神就是这样的。那种被压迫到极限之后生出来的、不死的倔强。
“你会的。”杨晓东说。
林小禾笑了一下。这次是真的笑了,眼睛弯弯的,露出了那颗稍微有点歪的虎牙。她的笑容让整个惨白的病房都亮了一下。
“杨晓东,你这个人很奇怪。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出头,说出来的话却让人想信你。”
杨晓东没有回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林小禾的床头柜上。是一个橘子。不是他买的那两个苹果三个香蕉里的——是他从家里带出来的。他妈前天晚上从厂里回来的时候带了一袋橘子,说是工友分的。橘子不大,有点皱,但很甜。他本来想留着自己吃的,但他觉得林小禾需要它。
“这个橘子很甜,”他说,“我尝过一个了。”
林小禾愣了一下。然后她的眼眶红了。
这是她写在便签纸上的话。那天她在他课桌上放了一个橘子,便签纸上写的就是这句话——“这个橘子很甜,我尝过一个了。”他记得。她把橘子拿起来,握在手心里,橘皮被她的体温烘出了一股清甜的香味。
“杨晓东。”她的声音有些发抖,“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以后不要再收别人的糯米团子了。”
杨晓东没有说话。
“开玩笑的。”林小禾把橘子放在枕头旁边,侧过脸去假装在看窗外。窗户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水汽,把外面的景色模糊成了一片灰色,“你去吧。我要睡一会儿了。”
杨晓东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他走到病房门口,回过头看了一眼。林小禾已经闭上了眼睛,右手攥着那个橘子搁在被子外面,橘皮在阳光下泛着暖暖的橙色光泽。
他走出住院部大门的时候,石狮的寒风迎面扑来。医院门口的街道上人很少,几个摆水果摊的小贩缩在塑料棚里,拢着袖子,嘴里哈出的白气转眼就被海风吹散。他想,他和林小禾是同一个世界里的人。他们的世界没有退路。要么考出去,要么烂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他选择考出去。不是因为觉得自己行——他的数学才刚刚及格,英语还在及格线以下挣扎。而是因为有人对他说过“你行”。王雅雅说过,林小禾也说过。两个人都用各自的方式说了同样的话。他的命不值钱,他的前程更不值钱——但他不想辜负她们。至少,不想辜负那份相信。
寒假正式开始了。杨晓东没有休息。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帮他妈把早饭做好——稀粥,咸鸭蛋,偶尔会有两个煎鸡蛋。然后他骑车去城东工业区,在一家服装厂里打零工。那家厂是他爸以前被辞退的那家——听起来有些讽刺,但管招工的工头跟他爸还算熟,姓龚,四十多岁,四川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川音。龚工头看到他来,什么也没说,给他安排了一个搬货的活。一天二十块,从早上八点干到下午五点。工作内容很简单——把成箱的成品服装从车间搬到仓库,摞好,等货车来拉。一箱衣服大概三十斤,他一天要搬两三百箱。
杨晓东在他爸工作的那个车间里干了不到三天,手上就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结痂,再磨破,再结痂。到了第五天,他的手心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茧哪里是痂了,厚厚的一层硬壳覆盖了所有的神经末梢,搬货的时候感觉不到疼。
他爸也在那个厂里。杨建国被辞退之后,在外面打了两个月的零工,后来厂里重新招人,龚工头又把他叫回来了——不是正式工,是临时工,按日结算,一天三十五块,没有保险没有合同,随时可以被辞退。杨建国知道自己能回来是因为龚工头替他说了好话,所以他什么也没说,低头干活,比以前更沉默。杨晓东第一天来上班的时候,他看了儿子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过头继续裁布。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走到儿子旁边,把一个饭盒放在儿子面前。
“你妈早上给你做的。”
杨晓东打开饭盒,里面是米饭和炒青菜,青菜下面卧着半个咸鸭蛋。他抬头看他爸,他爸已经走到车间另一头去了,背对着他,弓着腰在调试裁剪机的刀片。他爸比以前更瘦了,肩胛骨的轮廓透过工作服清晰地凸出来,像两片被风吹折了的翅膀。
二十天的寒假工,杨晓东挣了四百块。他把三百块交给他妈,他妈接过去的时候手在发抖,嘴唇哆嗦着说“妈给你存着,开学交学费”。杨晓东说“我还有一百”。他妈问他留一百干嘛,他没说。他妈没有再问。她大概猜到了——儿子的外套口袋里常年鼓鼓囊囊的,有时候是创可贴的包装纸,有时候是不知道谁写的便签纸,有时候是一个被摸得光滑发亮的贝壳。她从来没有翻过他的口袋,也从来没有问过那些东西是谁给的。她只是每天晚上在他睡着之后,把他扔在椅子上的破校服拿起来,补好新的破口,洗掉汗渍和血迹,叠整齐放在他床头。
开学前三天,杨晓东用那一百块钱买了一张去泉州的长途汽车票。
石狮到泉州,六十多公里,长途汽车要走一个半小时。车票十七块。他在车站的售票窗口前站了大概五分钟,把口袋里的钱数了三遍——一张五十的,三张十块的,两张五块的,还有一把硬币。售票员不耐烦地敲了敲玻璃,他才把钱递过去。
他在正月初十的早晨坐上了开往泉州的长途汽车。车上人不多,都是过完年回泉州打工的外地人,有人扛着蛇皮袋,有人抱着孩子,有人在吃茶叶蛋,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混合了鸡蛋、香烟和汽油的味道。杨晓东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手揣在口袋里,握着那半块贝壳。这是他第一次去泉州。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石狮,从小到大,他的世界就是八七路、九二路、三中的操场和那片海边。泉州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地名,是地图上一个指甲盖大小的标记。但现在那个标记里住着一个人。
车窗外的风景从工厂和楼盘变成了大片的农田和低矮的山丘,又从农田变成了更多的工厂和楼盘。石狮和泉州之间的界线早就模糊了,沿海这一带全是连绵不绝的工业区——服装厂、鞋厂、电子厂、建材市场,一座接一座,像一条没有尽头的灰色传送带。天空是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随时要落雨。杨晓东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行道树和电线杆,心里想,她每天看到的天空,是不是也跟石狮一样。
汽车到站之后,杨晓东按照蔡小勇帮他问到的大概地址,一路问人,找到了那所私立中学。蔡小勇的小学同学在这所学校读书,帮王雅雅传过信,也把学校的地址给了他——“泉州实验中学,在丰泽区,靠近刺桐路那一带。”
学校在泉州新城区,周围全是高楼大厦,马路比石狮的宽两倍,绿化带修剪得整整齐齐,连公交站牌都是不锈钢的,锃亮锃亮的。校门是那种电动伸缩门,比三中的铁栅栏气派得多。校园里绿树成荫,有塑胶跑道、游泳池、网球场,教学楼的玻璃幕墙在阴天里泛着冷灰色的光。校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泉州实验中学”几个烫金大字,旁边还挂着一排铜牌——省级示范初中、省级文明单位、省级绿色学校。
杨晓东站在校门口对面的马路牙子上,隔着一条双向四车道的马路,看着那扇紧闭的校门。门卫室里坐着一个穿制服的保安,正在低头看报纸。他没有往里闯。他知道这种学校的保安比雅居苑的保安更严格,他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校服、满脸伤疤的外校生,连大门都进不去。他只是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学生。他们穿着藏蓝色的校服,比三中的校服好看得多,料子也厚实。有人背着耐克的书包,有人脚上踩着阿迪达斯的球鞋,有人手里拿着最新款的翻盖手机边走边打电话。他们从校门口出来,三三两两地走向停在路边的轿车,那些轿车的车标杨晓东大部分不认识,但有一辆奔驰他认得——王雅雅她爸开的那辆就是,只不过不是这个型号。
他从上午十点站到下午两点。四个小时,他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没有坐下。他就那么站在人行道上,靠着行道树,看着每一个从校门里走出来的人。寒假还没结束,学校没有正式上课,但有些住校的学生已经提前返校了,也有一些老师在进出。门卫室的保安抬头看了他几眼,大概觉得这个站在路边的少年有些可疑,但因为他一直站在马路对面没有靠近校门,保安也没有出来盘问。
下午两点一刻,他终于看到了她。
王雅雅从校门里走出来,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校服,外面套了一件白色羽绒背心。她的头发比上次见面时更短了,剪得像个男孩子,露出整个耳朵和后颈。在石狮海边被冻得通红的耳朵,在泉州的冬天里还是一样红。她手里抱着两本书,走在两个女生中间,那两个女生一左一右地跟她说着什么,她微微侧着头听,偶尔点一下头。她没有笑,脸上的表情很平静,步子不快不慢,带着一种被驯服之后的从容。
杨晓东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不是那种“砰砰砰”的激烈跳动,而是像被什么东西从很深的井底猛地提了上来,提到了喉咙口,堵得他呼吸不畅。他想喊她的名字,但嘴巴张开了又合上,合上了又张开。他站在马路这边,隔着来往的车流,看着她越走越近——她正朝校门口的公交站走去,大概是去市区的书店买开学用的辅导资料。她离他最近的时候只有不到二十米,中间隔着四车道和一道绿化带。他能看到她鼻尖上因为天冷而微微泛起的红色,能看到她抱书的手被冻得通红,能看到她眼角那颗小小的泪痣——他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她眼角有泪痣。
然后她上了公交车。车门关上的那一刻,她透过车窗朝马路这边看了一眼。目光扫过行道树,扫过人行道上稀稀落落的行人,扫过那个靠在树干上的、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校服的少年。她的视线没有停留。她大概没有认出他。他瘦了太多,脸上多了太多伤疤,眼眶凹下去了,颧骨凸出来了,站在泉州灰蒙蒙的天色里,跟两个月前在石狮海边跟她约定“三年”的那个少年,判若两人。
公交车开走了。尾灯闪了两下,消失在车流里。
杨晓东在公交站牌下面站了很久。久到路灯亮了,久到人行道上的行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久到门卫室的保安出来抽了两次烟。后来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半块贝壳,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贝壳还是那个贝壳。上面歪歪扭扭的“东”字还是在的。他把贝壳放回左边口袋——贴着心脏的那个位置。然后转过身,朝长途汽车站的方向走去。
他没有喊她。不是因为没有勇气——他从来没有缺过勇气。他缺的是一切别的东西。缺的是站在她身边时不自惭形秽的底气,缺的是一个能配得上她的身份,缺的是他爸的工作不会因为一个电话就丢掉的安全感,缺的是让她爸妈正眼看他一眼的资格。他知道他不能喊她。他喊了她,她会跑过来,也许他们会拥抱,也许她会哭,也许她爸妈会再一次发现他们的联系,然后他爸会再丢一次工作,她会再挨一次皮带。够了。他不能再让任何人因为他而付出代价。他只是想亲眼看看她。看看她还活着,还能抱着书走在阳光里,还能跟同学并肩走着听她们说话,还能挤上公交车去书店买辅导资料。她已经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没有郭刚、没有她爸皮带、没有三中那片沾着血迹的水泥地的地方。她正在熬出头。他不能成为那个把她拉回来的人。
杨晓东回到石狮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长途汽车在暮色中驶过一模一样的工业区和农田,车窗外的风景被他看了一整天,每一块路牌都变得眼熟起来。下车之后他去了一趟海边——不是埋贝壳的那块礁石,而是更远一点的那片沙滩。他站在退潮后露出黑色淤泥的滩涂上,面朝灰茫茫的大海,看着远处台湾海峡上星星点点的渔火。海风很大,把他的头发吹得竖起来,把他的校服灌满了风鼓成一面帆,好像随时会把他整个人吹起来抛到天上去。他从左边口袋里掏出那半块贝壳,又从右边口袋里掏出林小禾给他的五张便签纸,把贝壳和便签纸放在手心里,低头看着。
两样东西。两个人。一个在泉州,一个在病床上。一个是他拼了命也想靠近却只能远远看着的人。一个是拼了命靠近他却差点死掉的人。他都保护不了。但他可以等。等自己长大,等自己不再是谁一挥手就能毁掉的蝼蚁,等自己有能力让那些因为靠近他而受伤的人,不再受伤。
他把贝壳和便签纸重新放回两个不同的口袋。左边贝壳,右边便签纸。转过身,骑上自行车,在沉沉的夜色里往筒子楼的方向骑去。海风在身后呼号,海浪不知疲倦地冲刷着礁石,他在风中弓着背使劲蹬着自行车,蹬得比任何时候都用力。因为开学的日子正在逼近,而郭刚,也快要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