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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第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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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注销学籍。”杨晓东说。

林主任的手停在半空中。他本来在翻文件,听到这句话之后抬起头,透过金丝边眼镜看着面前这个拄着拐杖的学生。

“你说什么?”

“注销学籍。”杨晓东重复了一遍。他的声音很平静,好像这句话已经在心里排练了很多遍,“我家里交不起学费了。我爸又失业了。我妈在鞋厂的工资不够开销。我已经欠了两个月的学费没交,我知道学校有规定——欠费超过三个月就自动注销学籍。与其等学校通知我,不如我自己来。”

林主任沉默了一会儿。办公室里的挂钟嘀嗒嘀嗒地走着,保温杯里的枸杞又沉下去了两颗。

“你的情况我知道。学校可以给你减免一部分——”

“减免了剩下的我也交不起。”杨晓东打断了他,“而且我不能让我妈再去借钱了。她已经把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我姨、我舅、我表姐——每个人家里都不宽裕。她每次借钱回来都躲在厨房里哭,以为我听不见。我听得见。她哭完了还要笑着跟我说‘没事,妈有办法’。我不想再让她哭了。”

林主任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慢慢地擦着镜片。他不擅长面对这种事。他的工作是管理学籍、处理违纪、安排考试——不是处理一个十四岁的学生拄着拐杖站在他面前说“我交不起学费”。他抬头看着面前这个学生——左腿打着石膏,脸上有两道新添的疤还没有完全褪色,校服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但他的眼睛是沉的,稳的,不是那种走投无路的慌张,而是一种把事情想得很清楚、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然后接受了这个打算的冷静。

“杨晓东,你要想清楚。注销学籍以后你就不是学生了。不是学生,你连在学校被保护的权利都没有了。何况你现在——腿还没好,出去能干嘛?”

“我腿好了。”杨晓东说,“现在不用拄拐杖也能走路了。”他昨晚刚试着不用拐杖在房间里走了几步,虽然还是疼,但膝盖能弯了,脚掌能落地了。走路的时候要扶着墙,走不快,走久了会出汗——但他在走。再用不了一个月,他就能扔掉拐杖。

林主任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风吹得窗户咯吱咯吱响,操场上传来体育老师吹哨子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尖锐而悠长。

“你先回去。我跟学校商量一下。如果有减免政策,我让人通知你。”他顿了顿,“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就算减免了学费,你落下的功课太多,期末考试如果不及格三科以上,按学校的规定是要劝退的。到时候不用你注销学籍,学校也会让你走。你能接受吗?”

杨晓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谢谢林主任。”

他拄着拐杖走出教务处。走廊上夕阳正好,橘红色的光铺满了整个走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看着地上自己的影子,想起一年前他也是在这条走廊上被几个初三的围住,准备跟施文龙打一场明知打不赢的架。那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只有拳头,和一股不怕死的狠劲。现在他连拳头都没有了——他的右臂还不敢用力,医生说骨裂愈合比骨折更难,伤口边缘的新生骨痂很脆弱,不能剧烈活动。他没有拳头,没有钱,没有靠山,连学籍都快没有了。但他有一样东西,他有一群愿意帮他的朋友,有一颗还在跳动的心脏,有右边口袋里林小禾写的“芝麻馅”便签纸,还有左边口袋里王雅雅刻的半块贝壳。

他还不知道,命运正准备在他人生的底谷上,再踩一脚。这一脚,将比所有的钢管都更致命,将把他推向他注定无法逃脱的结局。而那个结局的倒计时,从这一天起,正式开始计时。

十二月初,石狮的气温终于降了下来。海风变成了真正的寒风,刮在脸上干冷干冷的,把街上行人的脸都吹得通红。学校的芒果树已经彻底落光了叶子,只剩下一根根灰色的枝丫在风中吱呀作响,像是在用骨头敲打着天空。杨晓东左腿的石膏终于拆掉了。拆石膏那天他妈陪他去了医院。医生用一把电动锯小心翼翼地切开石膏壳,锯齿嗡嗡地响着,白色的石膏粉末纷纷扬扬地落在地上。石膏下面露出来的左腿比右腿细了一圈,皮肤苍白松弛,像一条在黑暗里被闷了太久的鱼。医生敲了敲他的膝盖,用一根小锤子测试神经反射。杨晓东的腿弹了一下,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骨头长得不错,比预计的恢复得快。”医生看着X光片,用手指沿着骨痂的位置画了一条线,“不过还得做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肌肉萎缩得厉害,三个月没走路,肌肉纤维都退化了。要多走路,多拉伸,慢慢把肌肉力量找回来。记住——不要剧烈运动。这条腿至少还要保护半年。”

杨晓东试着站起来。左腿踩在地上,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踩在一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上。他能感觉到地面的硬度,但腿不听使唤,膝盖往下坠,像是随时要跪下去。他妈扶着他,在医院的走廊上慢慢走了几步。每一步都疼得他咬紧牙关,但他坚持走了整整一圈。走廊里的护士都认识他了——他在医院里住了快三个月,从ICU转到普通病房,从浑身插满管子到拄着拐杖站起来,每一个阶段她们都看到了。今天他不用拐杖走路了,她们在护士站后面偷偷鼓起掌来。

“晓东,”李秀琴扶着他的胳膊,声音有些发颤,“你走慢点。不急。”

“没事,”杨晓东咬着牙,“不疼。”

他骗她的。很疼。每一步都像是脚底踩在针板上,骨头缝里钻出来的酸胀感顺着小腿往上爬,一直爬到膝盖,再从膝盖爬到腰。但这种疼跟他在巷子里挨的钢管不一样。那时候的疼是毁灭——是身体在告诉你它正在被破坏。而现在的疼是重建——是身体在告诉你它在重新长好。他分得清这两种疼。一种是往下的,往深渊里拖;一种是往上的,往有光的地方爬。

拆了石膏以后,他走路依然有些跛。左腿的肌肉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力量,走路的时候左脚下意识地往外撇,步子一高一低。在学校里,有人开始在背后叫他“瘸子”。“瘸子来了。”“瘸子今天又只上半天课?”“瘸子连体育课都上不了,还待在学校干嘛?”——这些话他每天都能听到。说的人不一定都是施春杰那边的人,有些人只是觉得这个外号好笑,叫顺口了。他们不知道这三个字有多重,因为他们的腿没有被打折过,他们在那个雨夜的巷子里没有躺过。

杨晓东听见了。他把这些声音跟课桌上“杀人犯”那三个字放在一起,用课本盖住,假装看不见。但课本盖得住刻痕,盖不住别人的嘴。他每天坐在最后一排,跛着腿走进教室,跛着腿走出教室。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每次有人叫他“瘸子”,他就把口袋里的贝壳握得更紧一些。贝壳的边缘硌着掌心,硌得生疼,但正是这种疼让他记得自己是谁。他不是瘸子。他叫杨晓东。他的数学从五十一分考到了七十二分。他答应过一个女孩等三年。他没有时间停下来跟这些叫他“瘸子”的人计较。他的时间很宝贵。他的时间要用来做更重要的事——比如补上落下的功课,比如准备期末考,比如让注销学籍这件事永远不要发生。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杨晓东去了一趟泉州。

这一次他没有坐长途汽车。他跟着龚工头去泉州进货。龚工头在石狮的服装厂做了一辈子,最近打算自己单干,在八七路后面租了一间小门面,做服装批发生意。他的车是一辆破旧的五菱面包车,后座拆了,里面堆满了用黑色塑料袋包着的成衣。车轮一颠,车厢里的货就跟着咣当咣当地响,像一口没有盖好的锅。龚工头让他帮忙看着货,顺便给他二十块工钱。

“你小子命硬,”龚工头一边开车一边说,嘴里叼着一根烟,烟灰被风吹得到处飞,“那次在巷子里看到你,我真以为你没气了。把你翻过来的时候,你浑身都是凉的,脸上的血被雨水冲得干干净净,看起来跟死了没什么两样。”

杨晓东坐在副驾驶上,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行道树。冬天的行道树光秃秃的,枝丫指着铅灰色的天空。

“龚叔,那次——谢谢你。要不是你路过,我就没命了。”

“谢什么。人活着就得互相帮。”龚工头把烟头弹到窗外,火星在风中一闪就灭了,“不过你那事后来怎么样了?打你的人抓到了没有?”

“郭刚被抓了。”杨晓东说,“十月底在深圳抓到他的。新闻报了,我同学给我看了。但还没有宣判——他未成年,走的是少年法庭。我听说最多进少管所,关几年就出来了。”

“几年就出来了。”龚工头重复了一遍这几个字,语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你的腿断了,肋骨断了,在ICU里躺了四天。他关几年就出来了。”

杨晓东没有说话。他转过头看着窗外的天空,天是铅灰色的,云层很厚,看不见太阳。

“还有一件事,”龚工头顿了顿,“你爸那工作——”

“我知道。”杨晓东打断了他,“我爸又失业了。我妈跟我说了。郭刚他叔的人一直在盯着我们家。我爸去哪家厂,过不了两个月就会被赶走。他们不直接动我们家的人,就是断我们家的路。”

龚工头沉默了很久。五菱面包车在石狮到泉州的公路上颠簸着,路边全是连绵不绝的厂房和在建的楼盘,吊车和脚手架的影子在灰色的天空下显得笨拙而巨大。

“你爸其实人不错。”龚工头最后说,“就是命不好。赶上了这种事。”

杨晓东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命不好。这三个字他从小听到大。他妈说他爸命不好,街坊邻居说他爸命不好,现在龚工头也说他爸命不好。但他爸真的是命不好吗?如果他爸没有这么一个到处惹事的儿子,如果他从来没有在那天早上在王雅雅的课桌上多看了一眼,如果他从来没有在乒乓球台旁边替她挡施春杰的拳头——那些人的手会不会就不会伸到他爸的工作上?命不好是结果,不是原因。原因是他。一直都是他。

车到泉州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龚工头去批发市场办事,把车停好就走了,说两个小时后回来,让杨晓东自己转转。杨晓东在批发市场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朝一个方向走去。

泉州实验中学。他上次来的时候是初春,天还很冷。现在是初冬,更冷。他在校门口对面的人行道上站了很久,跟上次一样,靠在行道树上,隔着马路看着那扇电动伸缩门。门还是跟上次一样关得严严实实。门卫室里还是那个穿制服的保安在看报纸。校园里的树还是那些树——两排整齐的香樟,四季常青,不像三中的芒果树那样一到冬天就落光叶子。校门口的烫金大字在暮色里泛着暗沉的光。

他没有等很久。他知道她的作息——蔡小勇的小学同学偶尔还会传消息过来。今天是周六,她晚上有奥数班,大概五点半左右会从校门出来去公交站。

五点二十七分,她出来了。

王雅雅穿着那件藏蓝色的校服,外面套着一件白色的羽绒服,比去年那件藏蓝色的羽绒服要新。她的头发长了一些,不再是去年那种短短的、像男孩子的样子,而是刚好垂到肩膀,发尾微微往里卷。她背着一个黑色的书包,手里抱着两本奥数辅导书。她的脸瘦了,下巴尖了,但眼睛还是那么亮。她走在两个女生中间,微微侧着头听她们说话,跟上次一模一样的姿势,跟上次一模一样的表情。杨晓东的手指攥紧了口袋里的贝壳,指尖按在那个“东”字上,硌得发疼。他想喊她的名字,喊“王雅雅”,就三个字,隔着一条马路,他只要喊出声,她一定能听到。他的嘴唇动了动,喉咙里翻涌着那三个字的音节,像海浪一样一层一层地往岸上推。

但他没有发出声音。

因为他看到了停在路边的一辆黑色轿车。轿车里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正在透过车窗看着王雅雅。是王华春。她爸亲自来接她了。大概是今天周六,厂里不忙,他亲自来接女儿。王华春的目光在女儿身上停留了一瞬,然后扫过了马路对面。他看到了杨晓东。

他们的目光隔着四车道和一条绿化带,隔着泉州初冬的暮色,隔着从去年九月至今一年多来的所有恩怨——那些皮带印子,那些被摔碎的贝壳,那些被撕掉的日记,那些被辞退的工作,那个雨夜的巷子和钢管——碰在了一起。

杨晓东没有躲。他看着王华春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意外,有警惕,有轻蔑,还有一种更深更暗的东西。不是恨——恨太简单了。那是一种看到了自己精心构建的世界里出现了一道裂缝时的慌张。就好像一个盖房子的人,用最好的材料最严密的工艺盖了一栋房子,以为它能挡住所有的风雨,但回头一看,墙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道缝隙,风正从缝隙里灌进来。

王华春掏出手机,按了几个键。他没有拨出去——只是把手机拿在手里,用那个动作告诉杨晓东:我可以随时让电话那头的人再做一些事情。你的腿还没好利索吧,你爸还在找工作吧,你们家还经得起几次折腾?杨晓东看着他的眼睛,也把手伸进了口袋。不是左边的口袋——是右边的。他掏出了那张期末考试成绩单的复印件。他把它举起来,展开,对着王华春的方向。王华春隔着马路看了一会儿,然后摇上了车窗,黑色轿车缓缓驶入了车流里。

杨晓东不知道他看清了没有。也许看清了,也许没看清。那张成绩单上写着:杨晓东,初二第一学期期中,数学七十八分,英语六十三分,语文七十二分,物理六十九分。全班排名第二十五。这张成绩单在他口袋里揣了一整天,他不知道会不会遇到王华春——他根本没打算遇到。但他在把成绩单揣进口袋的时候就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他就把它拿出来。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他离“配得上”还差得远,全班第二十五名在泉州实验中学的尖子生面前什么都不是。他只是想告诉王华春,你的女儿没有看错人。她想等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只会打架的废物。

王雅雅没有看到他。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朝马路对面看一眼。她低着头,用脖子夹着手机,手里翻着奥数书,嘴里在跟身边的同学说什么。大概是哪道题又不会做了,大概是在抱怨今天的奥数班拖堂。她的声音被马路上的车声吞没了。然后她上了公交车。车门关上的那一刻,她抬起头来,朝马路这边看了一眼——目光扫过人行道,扫过行道树,扫过那个靠在树干上的少年。她的视线没有停留。她大概又没认出他。他比上次来泉州时更瘦了,脸上的疤更多了,走路还一跛一跛的。但这一次,杨晓东没有像上次那样沉默地站在原地目送她离开。他对着公交车的尾灯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等我。”

回到石狮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五菱面包车在空荡荡的公路上飞驰,龚工头一边抽烟一边听车载收音机,里面放着一首闽南语老歌,咿咿呀呀的,唱的是渔港和远航。杨晓东靠在副驾驶座上,额头贴着冰凉的玻璃窗,看着窗外一轮模糊的月亮。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半块贝壳。贝壳被他的体温焐热了,表面光滑温润,那个嵌着暗红色血痕的“东”字微微凸起,像是贝壳本身长出来的纹路。他看着月亮,在心里把那个倒计时重新算了一遍。距离他们的三年之约,还有两年。七百三十天。他已经熬过了最难的八十七天。剩下的七百多天,他一定可以。腿断了能接上,肋骨断了能长好,学籍要注销了可以求学校宽限,成绩差了可以拼命追。什么都阻挡不了他。只要她还攥着那十八片贝壳碎片,只要他口袋里还有这半块贝壳——什么阻挡不了他。

他不知道的是,这是他最后一次偷偷来泉州看她。

十二月底,王华春动用关系给王雅雅办了转学。不是转回石狮——是转到更远的地方。厦门。一所全封闭的寄宿制学校,校规比泉州实验中学更严,手机不准带,信件要经过班主任审查,家长探视需要提前预约。她连寒假都没有回石狮。她再也没有机会在海边的礁石上刻字,再也没有机会在学校门口的榕树下等人。十八片贝壳碎片被她在转学前的慌乱中弄丢了一片,只剩十七片。

而杨晓东不知道这些。他还在石狮,每天晚上在台灯下背单词,每周末去龚工头的店里帮忙挣生活费。他把泉州之行当作希望,把那张在街对面举起的成绩单当作承诺,把口袋里越来越薄的贝壳当作信物。他不知道她已经不在泉州了。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等。等那个约定好的三年之期,等到他穿上高中校服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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