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海回来之后，林墨进入了一种奇怪的状态。
不是以前那种“老子不服”的暴躁，也不是“老子累了”的瘫软，而是一种更难以描述的东西——她变得很安静。安静地在工作室里坐着，安静地翻看各种民俗图案的资料，安静地吃糖葫芦，安静地发呆。她不骂人了，不摔东西了，不半夜给助理发六十秒语音方阵吐槽甲方了。她甚至开始按时下班。
顾清和叶晚都很困惑。
“她怎么了？”某天晚上，顾清在厨房里切菜的时候，压低声音问苏婉，“是不是生病了？”
苏婉正在旁边淘米，闻言头也不抬，只是淡淡地说：“没有生病。”
“那她为什么这么安静？”叶晚从客厅走进来，手里端着一杯茶，靠在门框上，也是一脸不解，“上次她在青海说要给那件糖葫芦衣服拍照的时候，我还以为她会兴奋好一阵子。结果回来之后，反而像被抽走了魂。”
苏婉把米放进电饭煲，按下开关，擦了擦手，转过身来看着她们。她的表情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微微的了然。
“她不是被抽走了魂，”苏婉说，“她是在想事情。”
“想什么？”顾清问。
苏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想她到底在干什么。”
顾清和叶晚对视了一眼。这个答案比她们预想的要深，也比她们预想的要重。
苏婉没有再多解释。她只是说：“让她自己想吧。她想通了就好了。”
接下来的几天，林墨依然维持着那种奇特的“静止”状态。她按时去工作室，按时回家，吃饭的时候正常说话，甚至还陪孩子们看了两集动画片。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在饭桌上眉飞色舞地吐槽哪个甲方又说了蠢话，也不再半夜突然冲进客厅，把正在看书或看电视的她们拽起来，兴奋地展示她刚画好的草图。
她变得……正常了。但这种“正常”，对于熟悉她的人来说，恰恰是最不正常的。
叶晚私下对顾清说：“我宁愿她摔东西。至少那样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顾清表示同意。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从青海回来后的第十天。
那天傍晚，林墨从工作室回来，手里拎着一袋东西。她走进客厅，把那袋东西往茶几上一放，然后瘫进沙发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顾清和叶晚都在客厅里。顾清在看书，叶晚在用手机回邮件。她们同时抬起头，看着林墨，又看了看那袋东西。
“这是什么？”顾清问。
“糖葫芦。”林墨说，“各种颜色的。我让工作室楼下那家甜品店帮我做的实验品。”
顾清打开袋子，里面确实是各种各样的糖葫芦——传统的山楂红糖壳，草莓裹白巧克力，葡萄裹焦糖，甚至还有几串用猕猴桃和菠萝串起来的、淋了彩色糖针的奇怪组合。五颜六色，在灯光下闪烁着诱人又廉价的光泽。
“你最近是不是吃糖葫芦吃太多了？”叶晚放下手机，看着那袋糖葫芦，语气里带着一丝担忧，“你的血糖还好吗？”
“我的血糖没问题。”林墨说，然后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我今天拒绝了七个合作邀约。”
顾清和叶晚又对视了一眼。
“七个？”顾清问。
“七个。”林墨说，“意大利的嘉年华面具品牌，印度的纱丽公司，墨西哥的亡灵节服饰品牌，北欧的两个童装牌子，还有两个我连名字都没记住的。他们都说看了那张糖葫芦照片，觉得我是‘民俗色彩现代转译大师’，想请我为他们设计‘发扬传统’的系列。”
“然后你全拒了？”叶晚问。
“全拒了。”林墨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不是因为我不想做。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做了之后，到底是在‘发扬’传统，还是在‘消费’传统。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还有什么区别。”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钟。
顾清放下书，看着林墨。她忽然明白了苏婉之前那句话的意思。林墨不是在生气，也不是在疲惫，她是在思考。而且是那种真正的、触及核心的思考——关于她自己在做什么，关于她所做的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以前觉得，”林墨继续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只要我够愤怒，够尖锐，够不留情面，我就能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划清界限。我能解构它们，拆穿它们，让它们露出本来面目。但现在我发现，不管我怎么搞——我是认真搞也好，敷衍搞也好，用心搞也好，随便搞也好——结果都一样。他们都会说：‘大师又有新作了！太深刻了！太有启发性了！’”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发出一声短促的、自嘲的笑声：“我今天画了一坨屎。真的，我用咖啡渣和黏土捏了一坨屎，拍了照发到网上，配文是‘新系列概念探索’。你猜怎么着？已经有三个品牌来问价了。”
顾清忍不住笑了出来。叶晚也抿了抿嘴角。
“你还笑！”林墨瞪着顾清，但语气里没有真正的恼怒，“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算放个屁，都能被他们包装成‘对当代空气动力学与身体哲学的颠覆性探索’，然后卖个版权，再拿个奖！”
“那不是很厉害吗？”顾清说，“放个屁都能拿奖。”
“厉害个屁！”林墨吼了一声，然后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出来。那笑声刚开始还有点压抑，然后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种近乎癫狂的、停不下来的大笑。她笑得弯下了腰，笑得眼泪都飙了出来。
顾清和叶晚看着她，先是面面相觑，然后也跟着笑了起来。三个人坐在客厅里，莫名其妙地笑了好几分钟，直到林墨笑累了，瘫在沙发上，大口喘气。
“妈的，”她擦了擦眼角的泪花，说，“老子这辈子，大概就是这么个命了。”
“什么命？”叶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