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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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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洞打在哪里、打多深、打完以后往里面灌什么情绪,根据陆成的履历来看,他确实有本事算得清清楚楚。他不跟你比法律条文的解释,他跟你比谁更懂普通人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心里那根弦会绷紧,然后轻轻拨一下。

徐维桢喝下第三杯,酒液已经在舌根处失去了涩感,变成一种温热的、绵软的液体,像泡了太久的茶,苦味被稀释成另一种更隐秘的东西——说不上甜,只是不那么尖锐了。

他想起读研时的那个案例。

那年他研二,他们组导师有一个关于“大数据杀熟”的课题。这个课题在当年还算是前沿,甚至有些过于超前,因为“杀熟”这个概念还没进入公众视野,电商平台的定价算法更是一个黑箱。

导师的意思是,既然要做,就做得扎实一些,需要有人去爬取各大电商平台的实际交易数据,做对比分析,用实证来支撑理论的推演。

这活儿落到了从外地实习结束,刚刚赶回学校的徐维桢的头上。

谁都知道这个课题太过新颖,而这群文科生对于计算机又太过陌生,所以最先开始做的人总是最艰难,效率也最低的,但是徐维桢沉默着把这个活接了下来。

B市处处是人才,个个精致利己,个个有两把刷子,凡事都需要谋定而后动,这次算他失策,活总是要做的,不如欣然接下,下次再有这种事,便多一份谈判的筹码。

他花了整整两周时间,白天跑去计算机专业那边请教,晚上试着写代码,用爬虫去抓取不同用户在不同设备、不同时间、不同账号下看到的同款商品价格。数据量很大,涉及时尚衣物、电子产品,横跨多家主流电商平台,光是清洗和结构化就耗掉了他大半个寒假。

但这只是第一步。

真正让他卡住的,是第二步:要用购物的实际数据,给“杀熟”这个行为做一个在法律上站得住脚的定义。什么叫“杀熟”?同样的商品,老用户看到的价格比新用户高,这在算法逻辑里可以被解释为“新用户拉新优惠”、“老用户忠诚度折扣不适用”等等。平台的法务一定会用这套话术来辩护:我们没有针对任何人,只是机器在学习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差异化定价。

他需要找到一个理论上的突破口,在“差异化定价”和“价格歧视”之间划出一条清晰且符合现行法律的边界。

那段时间他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文献。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电子商务法草案的各版本审议稿、欧美关于算法合谋的最新论文。他甚至在读经济学双学位的同学的帮助下啃了几篇关于博弈论和价格歧视的经典论文。

但越读越乱。

不同的理论框架在脑子里打架,反垄断法要看“相关市场”和“市场支配地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看“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价格法又要看“定价依据”和“公示义务”。每一个框架都能解释一部分现象,但没有一个能覆盖全部。

他坐不住了,开始给能想到的所有人打电话。

他的导师说:“这个课题本身就超前,法律永远滞后于技术,你把现象描述清楚就行,不一定非要给出结论。”——这话说了等于没说。

他的师兄说:“你可以用‘交易习惯’这个概念,根据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平台长期以来的定价模式构成了用户的一种合理预期,突发的差异化定价会破坏这种预期。”——这个思路他考虑过,但“合理预期”在法律上太难量化了。

他在红圈所实习时带他的那位资深律师说:“小伙子,这种学术课题你想得太深了,实务中用不到。等你真正执业就会知道,大部分案子不需要你创造一个理论,只需要你比别人更早看到卷宗里的一句话。”——听起来像是劝退。

每个人都很忙,每个回答都很敷衍,徐维桢越来越心急,他甚至联系了本科时教过他经济法的老师,那位老师已经退休了,听完他的问题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你想想,‘价格歧视’这个词是谁发明的。帕累托。他研究的是财富分配,不是算法。如果帕累托活到今天,他会问的问题是:算法的这个决策,让谁得益、让谁受损、受益的人有没有能力补偿受损的人、这种补偿有没有发生。如果你的答案是没有,那你就找到了那个点。”

这段话让他茅塞顿开,但也只是撬开了思路的一角,距离成文还差得远。

但是现在,他又能去找谁来聊两块钱的帕累托呢?

他那晚坐在宿舍里,看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献摘要和代码片段,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沈行简在就好了。

这个念头出现的那一秒,他自己都愣了一下。

那时候,他们已经分手一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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