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等一下，约翰逊小姐。”

“请问有什么事？”

此时是1943年3月31日的夜晚。劳伦·约翰逊刚结束了12个小时的日班，正要前往更衣室，一名医生叫住了她。

这名医生名叫杰森·韦洛克，是一名30岁的陆军上尉，就任于布鲁克总医院的外科。此刻他已经脱下了工作服，换上了橄榄绿的军官制服，衣领上别着两枚有别于陆军护士团的双蛇杖徽章。韦洛克背着手，在通往更衣室的走廊上拦住了劳伦，气定神闲地俯视着她。

“你这是要回家了吗？”

“是的，长官。”

“今天实在太累了，我正打算做点什么放轻松。正好我有两张电影票，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看电影？”

“谢谢你的邀约，长官，但我恐怕不能和您一起去，我需要回家联系我的……”

“你可以叫我杰森，约翰逊小姐。现在我们已经下班了，不必这么拘礼。”

“我很荣幸，长官，但是恕我不能这么做，这不合规矩。”

劳伦垂着眼眸，面无表情地回应了韦洛克。她朝旁边退了一步，然后继续往更衣室走去，韦洛克立刻抓住了她的手腕。

“你为什么这么冷冰冰？你又没有什么男朋友，不是吗？待会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到时候我开车送你回家。”

“谢谢长官，我可以自己回家。”

劳伦继续垂着眼眸，面上依旧平静无波，身体却出现轻微的颤抖。

她是一名陆军护士。她不能叫唤，不能愤怒，不能蒙羞。怒火在她的胸中翻江倒海，但她却动也不动，任由他粗糙的手掌把她纤细的手腕箍得生疼，直到有几个路过的护士奇怪地看了他们几眼之后，他才放开了手。

“我下次再约你，约翰逊小姐。”韦洛克面色阴沉地丢下这句话，然后转身离开了。

她颤抖着吸了一口气，迅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然后面无表情地继续走向更衣室。

时间过去15分钟，她已经驾车行驶在帕南公路上。这时刚停了一场雷阵雨，她摇上车窗，避免雨后的冷风灌入她的车内。

圣安东尼奥的春季天气像个花花公子，总是三心二意，热衷朝云暮雨。早晨还是艳阳高照，到了正午却开始电闪雷鸣；后来花花公子讨了美女欢心，使得雨过天晴；不一会儿惹得另一个美女号啕大哭，又开始大雨倾盆。

不过这并不影响劳伦日复一日地驶回公寓。自1942年起的许多个夜晚，她就是这么日复一日地从同一家医院离开，驶在同一条回公寓的公路上。晚上七点钟，她下班、她换掉护士服、她披上大衣；她走出医院、她钻进车里、她驾车回家。当她驶到日复一日光临的餐厅附近，她将要打包一份饭菜，然后再驶回不远处的公寓。

到了公寓楼下后，她停好车，她拿起衣服和饭菜，她走上楼。她正准备打开门，无意中瞥见门旁的信箱里有一封信。她拿出了信，然后走进公寓。

她把鞋子脱掉，把饭菜放在边桌上，再把护士服扔在沙发上，然后往沙发上重重地一躺。她拿起茶几上的烟放进嘴里，点燃，然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烟雾。

日复一日，她都在重复着这些事情：她清晨六点钟上班、她晚上六点下班、她七点半回到家，她疲惫地瘫在沙发上；唯二没有重复的事情是今天收到的这封信，还有以后额外加班的可能性。

劳伦嘴上叼着烟，两手按揉着太阳穴。这几天又有一个麻醉护士调离了布鲁克总医院。如今加上她，这所德州最大的陆军医院里只剩下寥寥数名麻醉护士。这意味着今后她会越来越忙，需要在医院里值越来越多的轮班，甚至可以说，随时待命。

这两年来，有很多护士因为身心健康问题而申请短期离岗、调岗，甚至退役。由于战争原因，医院从战前的400多床扩张到了如今的600多床，接收的海外伤员一直持续不断地涌入，直到每一个病房都被塞得满满当当。各个岗位的护士们整日忙得脚不沾地，尤其是麻醉护士，几乎每天都要操作十几台手术，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隙。两年来高负荷的工作和铺天盖地的死亡气息让不少护士们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有些护士已经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而有些护士最后的心理防线已经被击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