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夏至，春天的最后一天。

文化宫院子里的海棠早就谢了，结了青涩的小果子，藏在肥厚的叶片间。沈砚早晨醒来时，听见窗外有蝉在叫，嘶嘶的，长长的，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断了。

他从床上坐起来，腿疼得厉害，旧伤在黄梅天里发作，像有无数只蚂蚁在骨头缝里啃。他慢慢挪到桌边，拉开抽屉。里面是空的，只有一本农历，翻到六月二十一日那一页。页边有一行小字，是他多年前写的：“今日夏至，春尽。”

春尽。他喃喃地重复。春天要走了。

他穿好衣服，拄着拐杖，慢慢走出门。街上很安静，晨雾还没散，白茫茫的，像一层纱，把一切都罩得朦朦胧胧。他沿着熟悉的街道走，走到工人文化宫。

文化宫的大门紧闭着，贴满了大字报。墨迹被雨水冲花了，红纸褪了色，像一道道结痂的伤口。他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然后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走。走过空荡荡的街道，走过废弃的工地，走过封了门的老铺子。太阳出来了，雾散了，天很蓝，很干净，像被洗过一样。可他觉得刺眼，眯起眼睛，继续走。

中午，他走到了苏州河边。

河变了。水清了，岸修了，桥新了。可对岸，四行仓库的废墟还在，倔强地矗立着，像一座不肯倒下的墓碑。他站在当年苏婉站过的位置，看着对岸。

风从河上吹过来，带着水汽，很凉。他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夏天，苏婉在这里等他渡河。那时河水是黑的，漂着尸体，空气里有血腥味。现在，水清了，尸体没了，血腥味散了。

可苏婉不在了。

永远不在了。

他在河边坐了一下午。看水，看船，看过往的行人。有年轻的情侣牵着手走过，女孩穿着碎花裙子，男孩推着自行车，说说笑笑，像世界上所有的烦恼都与他们无关。

沈砚看着他们，看了很久。然后，他慢慢站起来，往回走。

傍晚，他回到了文化宫的宿舍。屋里很闷，很热，他推开窗。晚风吹进来，带着栀子花的香气——不知谁家在院子里种了栀子，开得正盛，白生生的，像雪。

他坐在桌前，拉开抽屉。这次，他拿出了那个木箱。

箱子很旧，锁坏了，一掀就开。里面是铁盒，怀表，小布包，那些信。他一样一样拿出来，摆在桌上。然后，他打开铁盒，开始看信。

从1939年第一封，到1966年最后一封。一封一封，一页一页。那些在油灯下写的，在煤油灯下写的，在台灯下写的字，那些只有他和苏婉才懂的话，那些在三十年漫长黑夜里积攒的、无人知晓的思念。

他看着，看着。太阳慢慢西斜，金色的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信纸上，把那些发黄的字镀上一层暖色。灰尘在光柱里飞舞，像无数细小的、金色的灵魂。

他看完了最后一封。那封写道：“婉婉，春天又要走了。今年院子里的栀子开得特别好，很香，像你身上的味道。我想，你一定会喜欢。”

他合上信，收好。然后，他拿起那个小布包。奶糖早就化没了，只剩下一团黑乎乎的、硬邦邦的东西。纸条还在，“别等我”三个字，墨迹已经淡得快看不见了。

他看了很久，然后把布包贴在胸口，躺到床上。

很累。太累了。

他想睡一会儿。就一会儿。

沈砚做了个梦。

梦见苏婉。她站在一片栀子花丛里，穿着月白色的旗袍，头发上别着一朵栀子，很白，很香。她对他笑，眼睛很亮，像夏夜的星。

“沈砚，”她叫他，声音很轻，很温柔，“春天要走了。”

“嗯，要走了。”他说。

“你看见了吗？最后的春天。”

“看见了。”他说，“栀子开了，很香，像你。”

苏婉笑了，伸出手。手很白，很软，像当年弹琴的手。他握住，很紧，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