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些活儿，不是三言两语能打发的。

比如今天来的这个。

十一月中旬，洛阳下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细细碎碎的，像有人在天空中撕碎了一本旧书，纸屑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老城的巷子本来就窄，雪一下就更显逼仄了，两边的灰砖墙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白，像老人头上新长的白发。

我坐在四楼的窗边，看着巷口那棵梧桐树的最后几片叶子被雪压得垂下了头。楼下的早点铺还在营业，热包子的蒸汽从门口涌出来，和雪花搅在一起，白茫茫的一片。卖胡辣汤的老周在门口支了个棚子，棚子底下坐着几个穿军大衣的老头，一人一碗胡辣汤，吸溜吸溜地喝，喝完了也不走，就坐在那里聊天，聊国际形势，聊房价，聊谁家的儿子在南方发了财。

生活就是这样，不管发生多大的事，该吃吃，该喝喝。

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门口站着三个人——两女一男，都是六十岁上下的年纪，穿着体面，神情紧张。领头的是个老太太，烫着卷发，穿着一件深紫色的呢子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灰白色的羊绒围巾，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

“闻老师？”老太太的声音有些发抖，“我姓周，周秀兰。这是我家老梁，梁守义。这是我家妹子，周秀英。我们是从郑州来的。”

“进来说。”

我把她们让进屋，倒了三杯茶。周秀兰坐在沙发上，双手捧着茶杯，不喝，就是捧着，像是需要一个东西来稳住自己的手。梁守义坐在她旁边，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从进门到现在一个字都没说，但他的眼睛一直在打量我的屋子——那些堆在墙角的老地图，挂在墙上的拓片，还有书架上那一排排关于民俗、方志、考古的旧书。周秀英坐在另一张椅子上，比姐姐稍微镇定一些，但嘴唇也在微微发抖。

“说吧，什么事。”

周秀兰放下茶杯，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布包最里面是一张照片，黑白的，边角发黄，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梳着两条辫子，穿着碎花布衫，站在一口井旁边，笑得很甜。

“这是我大姐，周秀珍。”周秀兰的声音更抖了，“比我大八岁。一九七五年，她失踪了。”

“失踪了？”

“对。”周秀兰说，“那年她二十八岁，刚订了婚，对象是邻村的一个小学老师。有一天她去井边打水，就再也没有回来。村里人找了她三天三夜，把井里淘干了，把周围的山都翻遍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哪里的井？”

“我们老家的井。登封，少林寺后面那个村子，叫槐树沟。”

槐树沟。又是一个带“槐”字的地名。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

“这口井，有什么特别的吗？”我问。

周秀兰和周秀英对视了一眼。周秀英接过话头：“我姐失踪之前，那口井就有怪事。村里人说，每到月圆之夜，井里会传出女人的哭声。不是嚎啕大哭，是细细的、断断续续的哭，像有人在井底下受了委屈，又不敢大声哭。我姐失踪之后，那哭声更大了，全村人都能听见。后来村里人把那口井填了，哭声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