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上海待了五天。

这五天里，林晚活得像个双面间谍。白天陪母亲逛街、吃饭、聊天，扮演一个孝顺的女儿；晚上等母亲睡下之后，偷偷给苏晚宁发消息，说“我想你”，说“对不起”，说“再过两天就好了”。

苏晚宁每次都会回“没事”，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林晚知道苏晚宁在生气。不是因为苏晚宁说了什么，而是因为她什么都没说。没有撒娇，没有抱怨，没有“你妈什么时候走”这种以前会说的话。她只是在配合，像一个称职的演员，按照剧本完成自己的戏份，不NG，不加戏，不抢戏。

这种配合让林晚更难受。她宁愿苏晚宁发脾气，宁愿她骂自己没出息，宁愿她哭着说“为什么我们的关系永远见不得光”。那样的话，至少她们还在同一个频道上，至少苏晚宁还在乎。

但现在，苏晚宁什么都不说，好像已经接受了这一切。这种接受不是释然，而是放弃。她放弃了挣扎，放弃了抗争，放弃了让林晚改变的可能性。她只是在等待，等待这五天过去，等待母亲离开，等待生活回到原来的轨道。

但原来的轨道已经不存在了。

母亲走的那天，林晚送她去火车站。在进站口，母亲突然停下来，从包里拿出一个红色的锦囊，塞进林晚手里。

“这是什么？”林晚问。

“你去庙里求的姻缘符，”母亲说，表情有点不好意思，“上次跟你王阿姨去灵隐寺，顺便给你求的。你戴上，说不定就灵了。”

林晚握着那个红色的锦囊，感觉手心在发烫。锦囊很轻，轻得像什么都没有，但林晚觉得它重得让她抬不起手。

“妈，我不信这个。”林晚说。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母亲拍了拍她的手，“妈不是催你，就是希望你早点找到合适的人，安定下来。你一个人在这么远的地方，妈不放心。”

林晚看着母亲的脸，那张被岁月和生活打磨过的脸，眼角有细纹，嘴角有法令纹，眉毛是纹过的，颜色已经褪成了不自然的青灰色。她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也是这样看她的，眼睛里装着太多的东西，有关心，有担忧，有期待，还有那种只有母亲才有的、无条件的、不问回报的爱。

她握着锦囊的手松了。

“好，我戴着。”林晚说，把锦囊放进了口袋。

母亲笑了，那个笑容里有种“终于听话了”的满足。她伸手帮林晚理了理衣领，说：“照顾好自己，别总吃外卖，自己做点有营养的。钱是赚不完的，身体是自己的。”

“知道了，妈。”

“那我走了，”母亲转身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对了，你那个室友，让她回来住吧，老住在人家那边也不方便。”

林晚愣了一秒，然后心跳猛地加速。母亲说“你那个室友”的时候，语气是随意的，像在说一件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林晚从那个随意的语气里听出了一些别的东西——母亲什么都知道，或者至少，母亲猜到了一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