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室友？”林晚问，声音有点紧。

“就是你那个朋友啊，你不是说她之前住在你那儿吗？这次我来，她就把房间让给我了。”母亲的表情没有任何异常，语气也很正常，“人家对你挺好的，你请人家吃顿饭，谢谢人家。”

林晚松了一口气，但那口气松到一半又提了起来。母亲说“请人家吃顿饭”，说明母亲以为苏晚宁只是一个普通朋友，一个会“让房间”的、热心肠的普通朋友。她没有往别的方向想，或者她不想往别的方向想。

“好，我会的。”林晚说。

母亲点了点头，拖着行李箱走进了候车室。她的背影在人海中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安检口的后面。

林晚站在原地，手里还握着那个锦囊，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是苏晚宁发来的消息：“你妈走了吗？”

林晚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又删掉。最后她发了两个字：“走了。”

苏晚宁回：“那我晚上回来。”

林晚看着那五个字——“那我晚上回来”——觉得这五个字比任何情话都让她想哭。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这五个字里有太多她没有说出口的东西。有等待，有忍耐，有委屈，有原谅，还有那种“不管怎样我都在这里”的、笨拙的、不聪明的坚持。

她把锦囊放进口袋最深处，走出火车站，打了一辆车回家。

车窗外，上海的冬天还没有真正到来，梧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半，剩下一半挂在枝头，黄中带绿，绿中带黄，像一首没写完的诗。

林晚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脑海里反复回放着母亲说的那句“你那个室友”。

室友。

她和苏晚宁同居了一年多，她们睡同一张床，用同一双筷子，喝同一杯水，她在苏晚宁面前哭过、笑过、卸下过所有的伪装。但在母亲嘴里，苏晚宁只是一个“室友”，一个可以被随意提起、随意放下、不存在任何特殊意义的存在。

她不知道是应该庆幸母亲没有发现，还是应该悲哀她们的关系如此容易隐藏。

也许两者都是。

也许两者都不是。

也许她只是累了，累到不想再去想这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