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份，上海的疫情有所缓解，公司开始要求员工分批返岗。林晚回到了陆家嘴的写字楼，每天戴着口罩挤地铁，在格子间里对着电脑屏幕度过漫长的白天和更漫长的夜晚。

她和苏晚宁的联系渐渐少了。

不是故意的，是那种自然而然的、像退潮一样的减少。以前每天几十条消息变成了十几条，以前每天的电话变成了隔天一次，以前每次通话半小时以上变成了十分钟就无话可说。不是没话找话，而是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剩下的都是重复，重复到让人觉得乏味。

林晚有时候会翻看她们以前的聊天记录，从2018年到现在，几千页的对话，记录了两年的喜怒哀乐。她看着那些早期的对话，觉得那些文字里的自己像个陌生人——那个会发颜文字、会秒回消息、会在深夜说“我想你想到睡不着”的人，真的是她吗？

还是说，那个人才是真正的她，而现在的她只是一个被工作、压力、世俗期待打磨过的、面目全非的赝品？

八月中旬，苏晚宁发来一条消息：“我可能要在东京多待一段时间。”

林晚正在改一份报告，看到这条消息，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下来。

“为什么？”

“导师说有个合作项目，问我愿不愿意延期半年，她想让我参与。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对我的论文也有帮助。”

林晚盯着“延期半年”这四个字，觉得它们像四堵墙，把她和苏晚宁之间的距离又推远了一截。半年，从四月到九月是半年，从九月到明年三月又是一个半年。一年，十二个月，三百六十五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对一段已经在走下坡路的关系来说，一年足以让它滑到底部。

“你决定吧。”林晚打了这四个字，然后盯着它们看了很久。

她想起苏晚宁说过的话：“你每次说‘你决定’的时候，其实都在生气。”

她删掉了“你决定吧”，重新打：“你想延期吗？”

苏晚宁回：“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林晚想了想，打了很长一段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你的学术生涯有帮助，你应该抓住。一年虽然不短，但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不差这一年。你安心在那边做研究，我在这里等你。”

她发出去之后，觉得这些话很对，很理性，很支持。但她也知道，这些话像一篇公关稿，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但没有任何一个是有温度的。

苏晚宁回：“你真的这么想？”

“真的。”

“那好，我跟导师说延期。”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