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到此结束。林晚把手机放在桌上，继续改报告。她把一个数字从3.5%改成了3.6%，然后改回去，然后又改回来，来来回回改了五次，最后把那一整段都删了，重新写。

她不知道自己写了什么，因为她的脑子里全是苏晚宁说的“一年”。

一年之后，她们会变成什么样？她不知道。但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些事情正在走向一个她不想要的结局，而她站在那个结局的起点上，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像一个被绑在铁轨上的人，看着远处的火车越来越近。

九月，苏晚宁在东京的出租屋里过完了她的二十六岁生日。林晚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让配送员送到苏晚宁的住处。苏晚宁收到蛋糕后发了一段视频过来，视频里她一个人坐在小小的餐桌前，蛋糕上插着蜡烛，她用中文唱了生日歌，然后吹灭了蜡烛。

“许了什么愿？”林晚在视频下面问。

苏晚宁回：“说出来就不灵了。”

林晚笑了笑，没有再问。但她知道苏晚宁许的愿一定和她有关。苏晚宁的愿望永远和她有关——希望林晚工作不要太累，希望林晚能早点回家，希望林晚有一天会对她说“我爱你”。这些愿望，苏晚宁许了无数次，有些实现了，有些没有，有些永远都不会实现了。

十月份，上海开始降温了。林晚一个人在家的夜晚越来越长，她开始习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睡觉。她开始觉得这间六十平米的房子太大了，大到她每天晚上都要检查两次门窗是否关好。她开始觉得这张床太宽了，宽到她在睡梦中翻好几个身都碰不到另一个人。

她开始习惯没有苏晚宁的生活。

这种“习惯”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缓慢的、不知不觉的过程。像水煮青蛙，水温一点一点地升高，青蛙一点一点地适应，等到水沸腾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力气跳出来了。

林晚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习惯”的。也许是某个加班到凌晨的夜晚，她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没有像以前那样感到失落，而是觉得“终于可以安静地睡一觉了”。也许是某个周末的下午，她在沙发上刷手机，没有像以前那样每隔几分钟就检查一次苏晚宁有没有发消息过来，而是一口气刷了两个小时，然后才发现手机安安静静的，没有任何通知。

她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她只知道，她和苏晚宁之间的距离，已经不是几千公里的海洋和一年的时间了。

她们之间的距离，是一种更根本的、更难以跨越的东西——是一种对未来的不同想象，是对“什么样的生活才算好”的不同答案，是对“值得”这个词的不同理解。

苏晚宁想要的是一个可以光明正大站在阳光下的人生，不需要躲藏，不需要解释，不需要在爱人离开的时候假装只是“室友”。

林晚想要的是一个不伤害任何人的人生，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人生，一个不需要面对冲突和选择的人生。

这两种人生，在某些点上重合，在更多的点上分开。

像两条相交的直线，在2018年的那个春天交于一点，然后向着不同的方向无限延伸，越来越远，再也没有第二次交汇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