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

林晚坐在陆家嘴的写字楼里，透过落地窗看外面的城市。黄浦江在远处闪着灰白色的光，江面上的船只像玩具一样缓慢移动。她盯着那些船看了很久，脑子里却在想别的事情。

苏晚宁延期后的生活变得比之前更忙碌了。她在东京大学的研究项目进入了关键阶段，每天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周末也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研讨会。她们的通话频率从隔天一次变成了每周一次，而且每次通话都越来越短。

“今天怎么样？”林晚会问。

“还好，就是有点累。”苏晚宁会回答。

“注意休息。”

“你也是。”

然后就是沉默。那种沉默不是安静的、舒适的，而是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的。两个人都在拼命找话题，但能找到的话题越来越少。苏晚宁不懂林晚的金融术语，林晚不懂苏晚宁的文学理论。她们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交集了，唯一的交集就是回忆，而回忆是有限的，说一次少一次。

“林晚，”有一次苏晚宁突然说，“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没什么话说了？”

林晚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最近大家都忙，等你不忙了就好了。”

“等我不忙了，”苏晚宁重复了这五个字，语气里有一种说不清的苦涩，“你总是说‘等’，等这个项目结束，等这阵子忙完，等她从日本回来。林晚，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没有‘等’这个字，我们的生活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以后，只有现在。”

林晚沉默了很久。她想反驳，但她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苏晚宁说的是对的，她确实一直在等。等苏晚宁从日本回来，等工作不那么忙，等她们更稳定一点，等有一天她鼓起勇气向家人出柜。她一直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合适的时机”，就像一个人站在河边等水干了再过河，等了一辈子，水还没干。

“晚宁，”林晚说，“你是不是后悔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钟，然后苏晚宁的声音传过来，很轻，轻得像叹息：“我不知道。我只是……有点累了。不是因为你，是因为这种状态。我不知道我们还要这样多久。”

林晚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办公室里已经没有人了，只有她一个人，头顶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声音，像一群被困在灯管里的蜜蜂。

“那你想要怎么办？”林晚问。

“我不知道，”苏晚宁说，“我要是知道，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她们又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然后挂了电话。林晚把手机放在桌上，盯着天花板发呆。日光灯的白光照得她眼睛发涩，但她没有眨眼，就那么盯着，直到视线变得模糊。

她想，她们的关系就像一块浮冰，在不知不觉中从冰山上断裂下来，漂浮在海上。起初冰块很大，足够结实，能承载两个人的重量。但海水一点一点地侵蚀它，阳光一点一点地融化它，它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薄，直到再也承载不了任何东西。

而她和苏晚宁，就是站在那块浮冰上的两个人。

她们都知道冰块在融化，都知道迟早有一天会沉下去，但谁都不愿意先跳进冰冷的海水里。因为跳下去意味着承认失败，意味着承认她们拼尽全力维系的这段关系，最终还是敌不过时间和距离，敌不过那些比她们更强大的东西。

所以她们继续站在那块越来越小的浮冰上，假装一切都还好，假装冰块不会继续融化，假装海面是陆地，假装她们是安全的。

十二月中旬，苏晚宁突然说想回来过圣诞。

林晚很意外，因为苏晚宁之前说圣诞期间有个重要的研讨会要参加，她还以为苏晚宁不会回来了。但苏晚宁说她把研讨会推掉了，“我想见你”是她的原话。

林晚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心脏猛地跳了一下，那种很久没有过的、像第一次恋爱一样的悸动，突然又回来了。她几乎是在看到消息的下一秒就回复了：“我去机场接你。”

苏晚宁的航班是12月23号晚上到的。林晚提前两个小时就到了浦东机场，站在到达口，眼睛盯着电子显示屏上的航班信息，生怕错过任何变化。她手里捧着一束花，是苏晚宁最喜欢的洋甘菊，小小的白色花瓣，黄色的花蕊，朴素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