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鼎入库后的第三天，李队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熬夜后的沙哑，但语速比平时快。

“何昌开口了。”

陆时衍正在考古院的临时整理室里比对九组刻纹的数据。他放下手中的拓片，将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说了什么？”

“说了很多。”李队那边传来翻动纸张的声音，“关于周明远、关于霍震霆、关于铜川的仓库、关于何盛的施工公司。还有——”他顿了顿，“关于你父亲。”

陆时衍的手指在拓片边缘停住了。整理室的窗外，银杏树的叶子正一片一片地落下来，被秋风贴着玻璃刮过，发出细碎的沙沙声。

“他说了什么？”

“他说，你父亲出事那天，他在现场。”

陆时衍和苏砚之在当天下午赶到了看守所。李队在门口等他们，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口供复印件。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但精神很好，像是猎人看到了猎物留下的脚印。

“何昌是周明远的核心马仔，负责文物造假和做旧。他跟了周明远十几年，知道的东西比我们预想的多得多。”李队将口供递给陆时衍，“他交代，2001年4月，周明远让他去铜川青石沟，给一处考古探方‘做点手脚’。他没问做什么，周明远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陆时衍翻开口供。何昌的字迹歪歪扭扭，但内容很清楚。

“2001年4月12日，周明远让我去铜川青石沟。他说陆文渊的考古队在那里挖窑址，让我想办法让探方塌掉。我不敢杀人，他说不用杀人，只需要让探方塌了，把里面的东西埋住就行。他给了我五千块钱，说事成之后再给五千。”

“我到了青石沟，是晚上。探方上面盖着防雨布，周围没有人。我按照周明远说的，找到了探方支护用的木板。木板的锯痕是新的，是之前就有人锯过的。我只是把锯过的地方又锯了几下，然后把支撑的木桩往外拔了一点。做完我就走了。第二天听说陆文渊出事了。我吓坏了。周明远后来给了我五千块钱，让我什么都别说。我什么都没说。”

陆时衍将这一段读了两遍。探方的支护木板，有新鲜的锯痕。李队之前从卷宗里查到的那个细节——锯痕——是何昌锯的。但何昌说，他锯的时候，木板“是之前就有人锯过的”。

“之前锯木板的人是谁？”陆时衍问。

李队将口供翻到后面一页。“何昌不知道。周明远没有告诉他。他只负责‘再锯几下’。真正破坏支护结构的人，在他之前就动了手脚。”

“刘建明。”

“何昌没有直接指认刘建明。但他交代了另一件事。”李队指着口供中的一段，“2001年4月11日，也就是何昌去青石沟的前一天，周明远在铜川市区的一家茶馆里见了刘建明。何昌负责开车送周明远，在茶馆外面等了两个多小时。周明远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说了一句——‘他不愿意。’”

陆时衍的目光落在那三个字上。“他不愿意。刘建明不愿意？”

“何昌是这么说的。他不知道周明远和刘建明谈了什么，只知道第二天周明远就让他去青石沟‘做点手脚’。”李队合上口供，“专案组的分析是：周明远最初想让刘建明直接对探方动手，刘建明不愿意。于是周明远自己派人锯了木板，然后让何昌去‘补刀’。这样一来，刘建明虽然没有直接动手，但他知情不报，构成了包庇。”

“刘建明现在在哪里？”

“取保候审。他的律师以‘身体原因’申请了取保，专案组当时为了不打草惊蛇，没有反对。”李队的声音沉下去，“但何昌的这份口供，足够把他从取保候审转为逮捕了。”

从看守所出来，天色已经暗了。陆时衍开着车，苏砚之坐在副驾驶。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车灯照亮前方的路面，两侧是关中平原冬日的田野，麦苗刚从土里钻出来，细细的、绿绿的，在车灯的光里一闪而过。

“何昌说，他锯木板的时候，木板已经被人锯过了。”苏砚之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嗯。”

“周明远让何昌去‘再锯几下’，不是为了让探方塌得更彻底。是为了让何昌也成为共犯。”陆时衍的手在方向盘上微微收紧，“何昌沾了手，就再也洗不干净了。周明远用五千块钱，买断了何昌十几年。”

苏砚之看着窗外。夜色里，远处的村庄亮着零星的灯火。

“何昌交代了铜川仓库的事吗？”

“交代了。他说周明远在铜川有三处秘密仓库，用来存放未经合法登记的高级别出土文物。其中一处就在北窑附近，是何盛的施工公司负责‘看护’的。”陆时衍说，“李队已经派人去查了。”

车驶入西安城区。路灯将街道照得通明，下班的车流汇成一条光河。陆时衍将车停在考古院门口，两个人下车，走向办公楼。库房在三楼，走廊尽头的房间装着防盗门和监控摄像头。值班的管理员看到他们，没有多问，只是打开了门。

库房里恒温恒湿，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防虫药味。博古架式的货架上，出土器物按照编号整齐排列。祖鼎单独放在一个玻璃展柜里，锈色在灯光下呈现出深沉的墨绿。铁匣放在旁边的保险柜中，帛书和玉印已经做了初步的防氧化处理。

陆时衍走到祖鼎前，隔着玻璃看着它。三千年前的工匠铸造了它，九百年前的霍仲年藏匿了它，二十一年前他的父亲为追查它的线索付出了生命。现在，它静静地站在考古院的库房里，像一个终于结束了漫长旅途的旅人。

“何昌的供词里，还提到了一件事。”陆时衍说，“周明远在2001年4月11日见刘建明之前，先见了另一个人。”

苏砚之看着他。

“谁？”

“何昌不认识。他说那个人是从北京来的，坐的一辆黑色奥迪，车牌是京A开头的。周明远亲自到高速口接的人，接上之后直接去了茶馆。刘建明是后来才到的。三个人在茶馆里待了两个多小时。那个人先走，周明远送他到门口，态度很恭敬。”

“恭敬到什么程度？”

“何昌的原话是——‘周明远弯着腰，给那个人开车门。’”

库房里安静了一瞬。空调的出风口发出轻微的呼呼声。

“周明远在文物圈里是有头有脸的人。”苏砚之说，“能让他弯腰开车门的人，不多。”

“嗯。”陆时衍看着玻璃柜里的祖鼎，“李队已经去查那辆京A牌照的奥迪了。2001年的车管档案，不一定还能找到。但何昌记住了车牌的后三位数字——827。”

三天后，李队的电话在凌晨打来。

“京A827，查到了。”他的声音里压抑着某种东西，“2001年登记在一家文化投资公司名下。公司的法人代表叫霍震霆。”

陆时衍从床上坐起来。窗帘缝隙里透进路灯的光，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亮线。“霍震霆？”

“对。但那辆车的主要使用人不是霍震霆。霍震霆2001年的时候主要在香港活动，一年来不了几次北京。车是给另一个人用的。”李队停顿了一下，“那个人的名字，在郑岳庭提供的霍氏旧藏记录里出现过。不是经手人，是‘老板’那一栏。”

陆时衍的呼吸微微一滞。

“我们调了那家公司的工商档案。2001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叫霍守业的人。”李队念出那个名字，“霍守业，1945年生，北京人。公开身份是收藏家、文化投资人。他的父亲，叫霍仲年。”

陆时衍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

霍仲年（民国）不是只有一个儿子。霍震霆是他晚年所生的幼子。他还有一个长子，叫霍守业。霍震霆的哥哥。

“霍守业现在在哪里？”

“北京。他住在东城区一处四合院里，深居简出。公开信息显示他是一家拍卖行的顾问，偶尔参加一些高端的收藏沙龙。没有犯罪记录。”李队顿了顿，“专案组调了他近二十年的出入境记录。2001年4月10日，他从北京飞到西安。4月12日，也就是陆文渊出事那天，他飞回了北京。”

陆时衍闭上眼睛。

2001年4月10日，霍守业飞抵西安。周明远亲自到高速口迎接，恭敬地为他开车门。三个人——霍守业、周明远、刘建明——在茶馆里待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何昌被派去青石沟，锯了那几块已经被锯过的木板。第三天，霍守业飞回北京。第四天，陆文渊被塌方的探方吞没。

“李队。”陆时衍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霍守业，是‘老板’。”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专案组已经申请了对霍守业的刑事拘留。”李队的声音很低，但很稳，“何昌的口供、郑岳庭的记录、2001年的航班信息和车牌信息——证据链够用了。明天一早，北京的同事会去他的住处。”

挂断电话后，陆时衍在床边坐了很久。路灯的光在天花板上纹丝不动，像一道凝固的刀痕。

苏砚之醒了。她没有问是谁打来的电话，只是从被子里伸出手，覆在他的手背上。她的手很暖，像修复灯照过的瓷片。

“霍仲年的长子。”陆时衍说，“霍守业。他才是‘老板’。霍震霆只是台前的人。”

苏砚之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然后松开了。

“霍仲年（民国）在族谱上刮掉了祖鼎的藏匿位置，不让任何人找到。但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成了文物走私链条的顶端，另一个在台前替他操盘。”她的声音很轻，像在陈述一件修复过的器物的经历，“他守住了祖鼎，没守住儿子。”

陆时衍将她的手握在掌心里。

“明天，我去北京。”

“我跟你一起去。”

北京的冬天比西安冷得多。陆时衍和苏砚之乘坐最早一班高铁抵达北京西站时，站台上的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李队安排的北京同事在出站口接他们，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刑警，姓赵，话不多，开车很稳。

“霍守业住在东四四条。”赵警官一边开车一边介绍情况，“那片是老胡同保护区，四合院，住的人非富即贵。我们凌晨五点就布控了，等他起床之后再行动。上面交代了，尽量不要惊动邻居。”

车停在东四四条胡同口。胡同很窄，两侧是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院门紧闭，门前的石鼓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几个便衣民警分散在胡同两端，有的在看手机，有的在遛狗，和普通的北京早晨没有任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