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时候，苏砚之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邮件。发件人是奈良国立博物馆的研究员，姓高桥。邮件写得很客气，说馆里收藏有一件宋代耀州窑青瓷刻花碗，器型、釉色、刻花风格与北窑出土的霍氏定制瓷器高度一致。碗心刻五瓣梅花，圈足内侧有三组短线刻纹。他们邀请了多位日本修复师进行修复，都未能达到理想效果。听说苏老师是霍氏花押器物修复的专家，想邀请她赴日进行修复指导。

邮件的附件里是那件青瓷碗的高清照片。苏砚之将照片放大。碗心五瓣梅花，花瓣舒展，刀法利落。圈足内侧刻纹——三组短线，偏移角度6度。不是已知十件器物中的任何一件。6度。已知十件刻纹器物的偏移角度分别是3、5、7、8、9、10、12、15、18、21度。缺了4、6、11、13、14、16、17、19、20度。这件碗是6度。第十一件。

“日本的这件碗，也是霍氏定制的那批刻纹器物。”陆时衍将照片和已知十件器物的数据比对，“不是七件套，是更多。霍仲年封窑之前烧的刻纹器物，不止十件。”

苏砚之将邮件往下翻。高桥在邮件最后提到，这件碗是1930年代由一位日本古董商人从上海购得，带回日本后辗转多家收藏机构，最后入藏奈良国立博物馆。购自上海，1930年代。那正是霍仲年在上海开古董行的时期。

“霍仲年把这件碗卖到了日本。”苏砚之说，“他卖掉了霍家的一部分刻纹器物，用来维持古董行的运转。但他把最重要的十件留在了国内。”

陆时衍看着照片里那件碗。“他知道哪些该卖，哪些该留。卖到日本的这一件，刻纹数据是6度，不在核心组合里。他卖的，是可以卖的那些。”

苏砚之给高桥回了邮件，表示接受邀请。出发前，她去了趟省考古院库房，将那十件刻纹器物一件一件地重新看了一遍。3度、5度、7度、8度、9度、10度、12度、15度、18度、21度。十件器物，十组刻纹。日本的那一件是6度。霍仲年把6度卖掉了，把其他的留了下来。不是随意卖的，是挑过的。核心组合一件都没有流出境。

“他知道哪些是钥匙，哪些是锁。”苏砚之对老周说，“卖掉的，是可以让人看到的。留下的，是只有后来的人才能看懂的。”

老周将那十件器物的数据表复印了一份递给她。“带去日本。让那件碗和它的兄弟姐妹们团聚，哪怕只是数据上的。”

一个月后，苏砚之和陆时衍飞抵奈良。

奈良国立博物馆的研究员高桥在机场接他们。高桥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在北京大学留学过三年，博士论文写的是耀州窑青瓷的刻花工艺。车上，高桥说起了那件碗的来历。

“1937年，一位叫松本的古董商从上海带回了这件碗。松本的进货记录里写的是‘从霍氏古董行购入耀州窑青瓷刻花碗一件’。霍氏古董行，就是霍仲年的店。”高桥顿了顿，“松本非常喜欢这件碗，临终前捐给了奈良博物馆。我们一直知道它很重要，但不知道刻纹的含义。直到看到了贵院发表的北窑发掘报告。”

陆时衍看着窗外掠过的奈良街景。古都的街巷窄而整洁，木造的老房子和现代建筑错落在一起。霍仲年1937年卖掉了这件碗，同一年他找到了北窑密室，看到了祖鼎，在族谱最后一页写下“留待后来”。他卖碗，是为了筹钱去陕西找密室。卖掉一件刻纹器物，换来找到全部器物的路费。

“他不是为了赚钱。”陆时衍说，“是为了凑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