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的6度碗回国后，高桥每年春天都会寄来一封信。信里有时是奈良博物馆新入藏的中国瓷器资料，有时是他自己研究耀州窑刻花的新发现，有时只是一张正仓院四季的照片。今年的信里附了一张照片——正仓院前的樱花开了，粉白色的花瓣落在青苔上，像一层薄雪。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松本先生墓前的梅花也开了。五瓣。”

苏砚之将照片放在修复台上。高桥每年都去给松本扫墓，每次都会拍墓前的梅花。松本1972年去世，葬在奈良郊外的小山上，墓前种了一株白梅，是松本的夫人种的，五瓣。松本等了一辈子没有等到来取器物的人，但他的夫人种了一株五瓣梅花在他墓前。不是霍家的五瓣梅花，是日本的白梅，但花瓣也是五片，也在春天开。松本等了三十五年，梅花替他继续等。等了五十多年，等到了高桥带着6度碗回国的消息。高桥把消息写在纸条上，压在松本墓前。那年春天，白梅开得特别多。

高桥在信里说，他退休后打算来西安长住一段时间，专门研究霍氏刻纹器物的编码系统。他用了几年时间把奈良那件6度碗的刻纹数据整理成了一篇论文，发表在日本的陶瓷研究期刊上。论文的题目是《霍氏刻纹碗の符号学的考察》，致谢部分写了一句中文：“感谢苏砚之老师，于圈足内侧刻‘苏’字，使此器与故土之兄弟姐妹团聚。”高桥的论文发表后，日本陶瓷学界开始重新审视1930年代从中国流入的耀州窑青瓷。京都大学的一位教授在翻查馆藏时发现了一件青釉刻花盘，圈足内侧有三组短线刻纹，偏移13度——和霍念祖送回的碗壶是同一批。这件盘子是1938年由一位日本僧侣从上海购得，1945年捐赠给京都大学，一直在库房里放着，从未展出过。盘子圈足内侧有一道极细的刻痕——“霍”。霍仲年亲手刻的。他卖掉这件盘子时，在圈足内侧刻了自己的姓。

苏砚之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陆时衍。陆时衍正在整理霍仲年年表的附录，他将京都大学这件13度盘的数据补进了十七件器物的序列里。3度到21度，现在有十八件了。霍仲年卖掉的不止七件，他留在国内的不止十件。十七这个数字是陆文渊推算出来的，但他推算的是最核心的那一批。霍仲年经手的刻纹器物总数，可能超过三十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霍氏刻纹器物还在陆续被发现。每一件都在某个博物馆的库房里安安静静地待了几十年，圈足内侧刻着“霍”或“苏”或空白，等待被认出来。霍仲年当年把它们寄往世界各地时，一定知道它们会被好好保管，但他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被认出来。他只是把它们送走，然后等。后来的人，正在一件一件地认出它们。

苏砚之给高桥回了信。信里附了一张牵牛花的照片——方晓在工作室院墙下种的那一批，今年又开了。深紫色的花朵在晨光里打开，和霍念祖家老宅院墙上的牵牛花是同一批种子。她在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霍小乙从陕北带回来的牵牛花，在西安开到第四年了。松本先生墓前的白梅，霍家院墙上的牵牛花，都是五瓣。”高桥很快回了信。信里只有一句话：“五瓣的，都是念想。”

入夏后，大都会的陈女士寄来了一份展览图录。大都会做了一个东亚陶瓷特展，11度瓶被放在展厅最中央的独立展柜里，展签上除了霍仲年的“暂寄”和陈女士写的那段英文说明，还新加了一行——“复制品留存，原件已于2024年归还原属国。此器之复制品由大都会博物馆修复师陈氏制作，圈足内侧刻‘陈’‘苏’二字。”陈女士在苏砚之工作室见过方晓她们刻的“方苏霍”“叶苏霍”“李苏霍”，她把“苏”字也刻上去了。她是大都会的修复师，不是苏家的传人，但她在复制品上刻了“苏”。苏家的“苏”字，被一个华裔修复师在纽约刻在了霍氏刻纹器物的复制品上。

方晓看到图录时正在修一件新送来的明代青花碗。她把碗翻过来，指着圈足内侧自己刻的“方苏霍”。“苏老师，陈女士刻的‘陈苏’，和我们刻的‘方苏霍’‘叶苏霍’‘李苏霍’，是同一种东西。”

苏砚之将图录放在玻璃柜里，和方晓她们的小盏、林怀安的复制盘放在一起。“是同一种东西。霍小乙刻‘霍’，苏明远刻‘苏’，霍仲年刻‘霍’，明代那位修复师刻‘苏’，方晓刻‘方苏霍’，林怀安刻‘林苏’，陈女士刻‘陈苏’。九百年间，刻在器物上的姓越来越多。霍苏两家开始的，现在传给了更多人。”

方晓低下头继续修复。刀尖走在冲线上，稳得像在无风的室内。她没有再问，但她在修复记录本今天的日期旁边，除了照例画一朵牵牛花，还写了三个字——“陈苏，纽约”。

陆时衍这段时间在整理陆文渊的最后一本笔记。1985年北窑调查的记录里夹着一张便条，是陆文渊写给苏振海的，没有寄出。便条上写着：“振海兄：北窑刻纹与殷墟甲骨同源，此处必有重器。兄若得便，可往铜川北四十里青石沟一观。文渊。”日期是1985年10月。这张便条没有寄出，可能是因为他后来亲自带苏振海去了，也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苏振海那时已经被盯上了，不便牵连。他在便条上写了青石沟的位置，然后把它夹在笔记本里。三十多年后，他的儿子找到了这张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