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个点还不急?”
“急有什么用?我又控制不了大盘。”陈河往杯子里添了茶,“不过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你说现在这个经济环境,大家是不是都越来越不愿意在‘非必需品’上花钱了?茶、咖啡、设计、旅行、看展、听音乐会,这些东西都属于‘非必需品’,经济好的时候大家愿意为‘好的体验’买单,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第一刀砍的就是这些。”
周泽楷捏着茶杯的手指微微收紧了。陈河说的这个问题,他太有感触了。
不是从新闻上看到的,不是从别人的谈话中听来的,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他每天的工作中的、被一张张施工图和一次次方案汇报所验证的、正在进行的、不可逆的行业变迁。
“你刚才说的那个,”周泽楷放下杯子,手指在茶杯边缘慢慢地转了一圈,“我太有体会了。我入行的时候,客户来找我们做设计,要求的周期是‘五年以上’。就是说,他花一笔设计费,希望这个空间至少能用五年不落伍、不显旧、不需要大改。那时候我们做设计是真的在做‘设计’,每一个细节都要反复推敲,每一种材料都要精挑细选,每一处收口都要做到极致,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要在那个空间里被使用很多年,你不能让客户在第三年的时候就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花那么多设计费找你们。”
他顿了一下,端起茶杯,发现杯里的茶已经凉了。他把凉茶倒进桌边的建水里,重新给自己倒了一杯热的。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他说,“我上个月接了一个咖啡馆的活——就是那个‘不会取名咖啡馆’,我跟你说过的——客户是一个比我小三岁的女生,第一次创业,预算很紧。她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她说:‘周设计师,这个店我不知道能做多久,可能一年,可能两年,如果生意不好我可能半年就转了。所以我不想花太多钱在装修上,你帮我做一个好看的、能拍照的、但不贵的东西就行。’”
“她不是在跟你说她的预算,她是在跟你说她对自己的生意没有信心。”陈河接了一句。
“对,”周泽楷说,“但她没信心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是现在所有的创业者都没信心。店铺转让的频率比以前高太多了,一条街上,上个月的奶茶店这个月可能就变成了麻辣烫,下个月可能又变成了美甲店。每个店主都不想花太多钱在装修上,因为谁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过第一年。我们乙方怎么办?要么接这种低成本快速套模板的活,要么不接。不接就没项目,接了就变成画图机器,一套模板改改尺寸和颜色就往不同的客户身上套。”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不像是在抱怨,更像是在做一个中性的、客观的行业分析报告。
但陈河认识他三年了,他能从这种过分平静的语气里读到那层没有被说出来的东西——一个名牌大学建筑系毕业的人,入行五年,正是应该出作品的年纪,却在做着自己二十岁时最看不起的工作:用模板套方案,用最快的速度出最安全的设计,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没有风险的回报。
“所以你现在那个密室的项目,”陈河给他续了一杯茶,“对你来说应该挺特别的?”
周泽楷端起茶杯的手停了一下。“特别到不能再特别了,”他说,“客户不计成本,不设预算上限,只要效果够好。我已经快忘了做一个这样的项目是什么感觉了。我有时候会觉得不真实——不是那个项目不真实,是我回到现实中看其他项目的时候觉得不真实。”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阳光从斜射变成了直射,从枯山水庭院的西侧缓缓移到了正中,又在不经意间滑向了东侧。白砂上的波纹在光线的变化中不断地改变着它们的表情——清晨的时候它们是柔和的、暧昧的,正午的时候它们是锐利的、黑白分明的,此刻下午的光线下,它们呈现出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温和的对比度,像是某个画家在调色盘上反复调试了很久才找到的那种“不温不火”的灰色。
“体力跟不上了。”周泽楷忽然说了这么一句,声音不大,像是在跟自己说。
陈河抬起头看着他。“怎么说?”
“以前连续加班一个月,周末睡一天就缓过来了。现在不行。这次在工地上泡了一个多月,今天睡到下午一点,起来之后人还是散的,像是被拆成了一堆零件,还没有重新组装好。”周泽楷低着头看着杯里的茶汤,琥珀色的液体表面映出他自己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些他不太想仔细辨认的东西。“而且不光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整个行业的问题。土木行业在走下坡路,设计行业也被拖着往下走。你想想,十年前一个建筑系的毕业生,最想去的是设计院、是大的设计公司,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做一辈子的事业。现在的毕业生呢?都想转行,能去互联网的去互联网,能去考公的去考公,实在不行才做设计。我们公司今年招实习生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来面试的人,没有一个是真的想做设计的,都是‘没别的offer了所以先来试试’。他们看这个行业,就像一个正在下沉的船,要么不上去,上去了也是在找下一个跳板。”
陈河把炉子上的火调小了一些。“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个方向?”
“想过,”周泽楷说,“但我除了做设计什么都不会。”
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两个人都沉默了。不是因为这句话本身有多沉重,而是因为它太真实了。真实到不需要任何回应,回应反而会显得多余。
陈河站起来,拉开推拉门,走到外面的走廊上,推开了一扇隐藏在一幅水墨画后面的窗。那扇窗的设计很巧妙——画框本身就是一扇窗,画纸固定在一层透明亚克力板的内侧,推开画框,窗就打开了。一股带着桂花香气的微风吹了进来,吹动了桌面上那张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的宣纸,宣纸的一角被风吹得微微翘起又落下,发出极细微的、干燥的、纸张与纸张摩擦的声响。
那个声音在安静的茶室里像一根极细的、透明的丝线,从空气中被抽出来,在一个看不见的高度上颤动着,发出一种接近于耳鸣的、介于听得到和听不到之间的频率。
窗外是茶室的后院。后院不大,四十平米见方,但设计得极为节制。地面满铺着细碎的白色石子,像一片被冻住的雪地。院子中间种着一棵造型古拙的黑松,树干向一侧倾斜,树冠被修剪成了一片片层叠的云朵状,像某幅南宋山水画里被画家用渴笔皴擦出来的、带着一种苍劲的、快要从纸上飞走的生命力的树影。
黑松的下面放着一块未经打磨的山石,石头下面压着一圈青苔,青苔的边缘在石子的白色背景上画出一个不规则的、墨绿色的、像一幅被随意撕碎的宋朝缂丝残片般的形状。
太阳正在西沉。
夕阳的光芒从城市的高楼之间漏进来,落在松针上的时候,光的颜色从金色变成了桔色,又从桔色变成了一种带紫调的、像陈年普洱的茶汤一样深沉的暗红。那种暗红色的光照在黑松的树皮上,树皮的纹理被放大了,每一道沟壑都像是在诉说什么。
陈河站在窗口,背对着周泽楷,声音从肩膀上飘过来,带着一种刻意的、不想让人觉得太正经的轻快。
“走吧,别喝茶了,请你吃饭。”
江西小炒店在巷口拐角处,门面不大,红色的塑料凳子围着一排铺了透明塑料桌布的折叠桌,墙上用红色不干胶贴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家常小炒,现炒现做,不设外卖”。
老板是一对中年夫妻,男的在后厨炒菜,女的在前头招呼客人,两个人都不怎么说话,但配合默契得像一台运转了很多年的机器。
陈河点了辣椒炒肉、酸辣鸡杂、蒜蓉空心菜和一个紫菜蛋花汤,两碗米饭。菜上得很快,辣椒炒肉里的辣椒用的是那种短小的本地青椒,辣味很冲,肉片切得薄而大片,在油锅里猛火快炒之后边缘有一层焦香的脆壳。周泽楷吃了一口,辣味直冲头顶,额头立刻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他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了。在工地的那些日子,他的午餐几乎都是盒饭,米饭经常是黏的,菜经常是温的,辣味和咸味都被时间和运输模糊成了一团温吞的、没有骨头的味道。现在这一口带着锅气的、滚烫的、辣到让人头皮发麻的辣椒炒肉,像一根针一样扎进了他的味觉系统里,把他从一种口味上的麻木状态中猛地刺醒了。
他们吃得很快,不是那种“着急吃完要去做什么”的快,而是那种“太好吃了所以停不下来”的快。两盘菜见底的时候,陈河又要了一个干煸四季豆。周泽楷的米饭添了第二碗,这是他最近一个月以来第一次吃超过一碗米饭。
“今晚有事吗?”陈河用纸巾擦着嘴上的油。
“没有。”
“陪我去喝一杯。新开了一家酒吧,在江边,驻唱不错。”
酒吧叫“摆渡人”,开在江边一栋老厂房的顶楼,露台上摆着几十张桌椅,从这里可以看到整条江的夜景和对岸的灯光。
江面上偶尔有一艘亮着灯的货船经过,船头的灯光在水面上铺开一条金色的路,那条路随着船的移动缓慢地转动方向,像一把正在被缓缓转动的大型探照灯。
乐队的驻唱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披着一件牛仔外套,声音算不上多惊艳,但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像砂纸打磨过的旧木头,表面是粗糙的、有颗粒感的,但用手摸上去的时候能感觉到木头本身的温度。她唱的第一首歌周泽楷没听过,第二首歌也没听过,第三首歌的前奏响起来的时候,陈河手里的啤酒瓶停在了半空中。
“你听过这首吗?”陈河问。
周泽楷摇了摇头,但那个旋律让他脑子里某根很久没有被触碰的弦忽然震动了一下。
驻唱开口了,唱的是一首很老的民谣,关于故乡的。歌词里提到了稻田、炊烟、水牛、榕树、外婆家的石阶和井台上长满的青苔。
这些意象在周泽楷的脑海中自动关联上了一个具体的、真实的画面——老家的院子,院子里的石榴树,树下的石阶,石阶后面的堂屋,堂屋墙上挂着的那幅写着一个他不太熟悉的姓氏的族谱,族谱旁边是一张他和哥哥的黑白合影,哥哥搂着他的肩膀,两个人都穿着白色的背心,笑得牙齿全都露在外面,身后是那口被封了水泥板的井。
他把啤酒瓶举到嘴边,发现瓶子里已经没酒了。透明的玻璃瓶底映着江面上金色的月光,像一个微型的、被缩小的宇宙,那些光在里面折射、反射、消散,最后变成了一种温暖的、让人鼻子发酸的橘黄色。
驻唱唱完了那首歌,酒吧里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她对着麦克风说了一句“谢谢”,声音轻轻的,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叶子,然后开始调吉他弦,准备唱下一首。
周泽楷拿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家”那个名字,手指悬在拨号键上方停了两秒,然后按了下去。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那头传来的声音是奶奶的——带着老年人特有的、微微沙哑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胸腔里慢慢推出来的声音。背景音里有电视机的声音,是什么家庭伦理剧,一个女人在哭,哭得很克制,像这个时间点的所有电视节目都在哭,像这个国家的所有老太太都在看同一种正在哭泣的剧情。
“小楷啊?”奶奶的声音里有一种识别出孙子来电时的、本能的、不需要任何思考的亮堂,“吃过饭了没有?”
“吃过了,奶奶。您吃了吗?”
“吃了,吃了,跟你爸一起吃的。你爸今天回来得早,我炒了两个菜,一个西红柿炒蛋,一个炒青菜。”奶奶的语速不快,但句子和句子之间几乎没有停顿,像一个攒了很多话要说的人终于等到了可以说的机会,“你爸说我炒的青菜太咸了,我说咸了你多喝点水嘛。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今年结了好多果,又大又红,我给你留了几个最大的放在冰箱里,等你过年回来吃。上次你没回来,那些石榴最后都被隔壁老张家的小孩摘走了,今年我学聪明了,我提前用网兜套起来,谁也摘不着。”
奶奶说这些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认真到近乎执拗的笃定,好像只要她把石榴在冰箱里保存得够好、够久,那个过年回来吃掉它们的人就一定会出现。
周泽楷握着手机的指节微微泛白,他把手机换到了另一只手上,抬起头看着江面上那艘已经开出很远的货船,船尾的灯光在水面上拖出一条长长的、正在缓慢消散的金色尾巴。
“你哥——”奶奶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不是刻意的压低,而是像一个人在一条很窄的路上走,走着走着路忽然变窄了,她不得不放慢脚步,不得不把身体侧过来,不得不让自己的声音变小,才能继续往前走,“你哥最近有没有跟你联系过?”
周泽楷的手指在吧台上无声地收紧了。他的目光从江面上收回来,落在自己面前那个空啤酒瓶的标签上。标签上印着一串英文字母和一个小小的二维码,他的眼睛盯着那些东西看了两秒,但其实什么都没在看。
他脑子里在飞快地、像一台被按下紧急启动按钮的机器一样地运转着,所有的零件都在加速,所有的齿轮都在咬合,但外壳上什么都看不出来。
“联系过,”他说,声音平稳得连他自己都觉得陌生,“他还是老样子,忙得很,说等项目告一段落了再跟家里视频。”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迅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没有说具体的时间,没有说具体的地点,没有给出任何可以被追着往下问的细节。“项目”是一个完美的词,它可以被拉长到任何长度,可以被填充进任何内容,可以被推迟到任何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以后”。奶奶不懂他在做什么项目,也不需要懂,她只需要知道他在“忙”就行了。
“哦。”奶奶说了一个字。这个字的尾音拖得很长,像一滴挂在屋檐上迟迟不肯落下的雨水,在空气中拉出一条细到几乎看不见的、透明的线。那个“哦”里面有太多东西了——有“好的我知道了”,有“你们都不跟我说实话但我没有证据”,有“我不问了因为我怕问了之后得到的答案不是我想听的”,还有一句没有被说出来的、被奶奶用一辈子的隐忍咽了回去的话。
那句没有被说出来的话就悬在电话线上,沉甸甸的,像一块浸透了水的海绵。周泽楷听到了它,但他不能去接。不是不想接,是不能接。接了之后海绵里的水就会全部挤出来,那些水会把两个人都淹死。
“那边.......冷不冷啊?”奶奶又问了一句。这句话问得很轻,轻到几乎是在自言自语,好像她已经不相信自己能得到一个真实的答案了,问出来只是一种习惯,一种身体记忆,一种在她这个年纪已经改不掉了的、对某个人的天气的牵挂。
周泽楷在那一瞬间感觉自己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掐住,是那种有很多话想说但所有的话都卡在同一个狭窄的出口处挤不出去的感觉。他想说“哥那边不冷,现在正是夏天,和咱们这边差不多”,他想说“哥说他想吃您做的红烧排骨了”,他想说“哥让我跟您说他很好,让您别担心”。这些句子在他的脑海里被完整地、一字不差地组织好了,像一个被反复排练过的剧本,他背过这个剧本无数次了,每一个字都烂熟于心,但每一次当他真正站在那个舞台上的时候,那些台词就会像沙子一样从他的指缝间漏下去,一粒都不剩。
“不冷,”他说,声音比他预想的要轻一些,“他说那边天气挺好的,让您注意身体,别总舍不得开空调。”
奶奶“嗯”了一声。这一声“嗯”比刚才那个“哦”更短,更干,更像一颗被随手丢进河里的石子,“咚”的一声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连涟漪都没有来得及扩散就消失了。
周泽楷知道奶奶没有相信。不是因为他说谎说得不够好,而是因为奶奶这个年纪的人,对真相的感知已经不需要通过耳朵了。
她通过声音的长短、停顿的位置、语速的变化、气息的深浅,就能知道电话那头的孙子在电话这头正在经历什么。她只是选择了不拆穿,就像她选择了相信那些永远不会回来的石榴会被孙子在过年时吃掉一样。
电话两头都沉默了两秒。周泽楷能听到奶奶那头的电视机声音——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还在哭,背景音里又多了另一个女人在劝的声音,劝的人也在哭,哭的人也在劝,所有的哭声搅在一起,变成了一种绵密的、不分彼此的、像一团被揉皱了的纸巾一样的东西。
“奶奶,您降压药记得按时吃,睡前一粒那个白色的,别跟早上那个蓝色的搞混了。”周泽楷先开了口,用一种柔软的、不容置疑的语气把话题从那个危险的、随时可能崩塌的区域拉了出来,像一只很小心地把一个快要从桌边掉下去的杯子往里推了推的手。
“记得记得,我用那个小药盒分好了,一周七天的,你上次给我买的那个,我每天都用着。”奶奶的语气在那个瞬间被重新点亮了,像一盏被风吹得快要灭了的烛火,在风过去之后又稳稳地烧了起来。“你别光说我,你自己在外面也要注意,晚上别熬太晚,吃饭别凑合,上次你回来我看你瘦了好多,下巴都尖了,你是不是又不好好吃饭?”
“没有,我吃得挺好的。”周泽楷的声音里终于有了一点真实的笑意,很浅,但确实在那里。
“好什么好,你每次都说挺好挺好,挺好能瘦成那样?”奶奶的语气又回到了那种熟悉的、带着心疼的嫌弃,“你要实在懒得做就去外面吃,别老吃泡面,那个东西没营养的。”
“知道了奶奶。”
“行了行了,不说了,电话费贵,你早点休息。”奶奶挂电话之前的最后一句永远是这句,不管周泽楷说过多少次“我的电话不要钱”,她永远觉得电话费是贵的,而所有贵的、有限的东西,都应该省着用——包括时间,包括健康,包括那些她再也见不到的人的相片。
电话挂断了。
手机屏幕暗下去,变成了黑色的玻璃。周泽楷盯着那块黑色的玻璃看了两秒,屏幕上倒映出他自己的脸——模糊的、被灯光染成暖橙色的、看起来有些不像自己的脸。他把手机锁屏放进了口袋里。
江风从他左侧吹过来,带着晚上的凉意和潮湿。
他把领口拢了拢,手指碰到锁骨的时候感觉那里的皮肤是凉的。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站了多久,也许一分钟,也许五分钟。吧台里的服务员开始收椅子了,凳子腿在地面上拖动的、尖锐的声响把他从那种状态中拽了出来。他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