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夏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张CT报告单，纸的边缘被她折成了一个很小的方块，又展开，又折上。

检查结果比她预想的要好得多。

肺部的阴影不是她这几天在脑子里翻来覆去排练过的那些可怕的字眼，只是炎症——咳得太久、太猛，肺组织在持续的、剧烈的震动中出现了一些应激性的改变，像一块被反复揉搓的布料，纤维没有断裂，但纹路已经乱了。医生给她开了一周的抗生素，还有一瓶止咳糖浆，然后在病历本上用那种只有药剂师才能辨认的笔迹写了一行注意事项：禁酒、禁辛辣、禁生冷、避免刺激性气味、多喝水、多休息。

“至少两周以内不要喝酒。”医生把病历本递给她的时候，透过老花镜上方的缝隙看了她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一种不需要语言来表达的东西——我知道你这种人，你不喝酒的可能性比你肺部的阴影自己消失的可能性还要小，但这是我的职责，我说了，听不听是你的事。

姚夏把病历本塞进包里，在取药窗口排了十五分钟的队，拿了两个白色塑料袋装着的一堆药盒和药瓶，又在医院门口的便利店买了一瓶常温的矿泉水，站在路边把第一颗抗生素吞了下去。

药片的表面有一种滑石粉的触感，沾在舌头上涩涩的，她喝了一大口水才把它送下去，喉结滚动的时候感觉到那颗药片沿着食道缓慢下滑的、笨拙的、不情愿的轨迹。

晚上七点半，她还是去了陈祺的酒吧。不是因为她不听话，而是因为她今天不想一个人待着。

酒吧里人不多，周三的晚上，这个城市的社畜们大多还在回家的地铁上或者出租屋里瘫着，没到需要出来买醉的时刻。陈祺在吧台后面擦杯子，看到姚夏走进来的时候眉毛挑了一下，目光从她的脸扫到她空空的双手——没有包，没有外套，什么都没有，不像来喝酒的，倒像来散步的。

“医生让我禁酒。”姚夏在高脚椅上坐下来，用一种“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所以你最好什么都别说”的语气先发制人。

陈祺把手里那块白色抹布往肩上一搭，靠在酒柜上，双手抱胸，脸上挂着一种“我忍笑忍得很辛苦”的表情。“所以你一个被医生明令禁止喝酒的人，大晚上的跑到我这儿来，是为了——什么？欣赏我擦杯子？”

“喝西瓜汁。”姚夏说。

陈祺愣了一秒，然后发出一声介于笑声和咳嗽之间的、被呛到了的、不太体面的声音。“西瓜汁？你来酒吧喝西瓜汁？你怎么不去儿童乐园点杯威士忌呢？”

“你有完没完？到底有没有西瓜汁？”

“有有有，现榨的，冰镇的，加不加糖？”

“不加。”

陈祺转身从冰箱里取出半个西瓜，削皮、切块、丢进榨汁机，机器运转的声音盖过了酒吧里正在放的爵士乐，嗡嗡的，像一只巨大的、金属的、不会停歇的蜜蜂。红色的汁液从出汁口流进玻璃杯的时候，泡沫在杯壁上炸裂的声音细小而密集，像一场微型的、无声的、正在崩塌的烟花。

她把杯子推到姚夏面前，杯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在暖黄色的灯光下像一颗颗半透明的、正在缓慢融化的微型珍珠。姚夏端起来喝了一口，冰凉的、清甜的、带着一点西瓜特有的那种微微的沙沙的质感，液体从喉咙滑下去的时候，她的食道里那颗药片留下的滑石粉的痕迹被冲刷干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干净的、水润的、让人想起夏天的味道。

“胡锋要结婚了。”陈祺忽然说了一句，语气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不值一提的小事。但她擦杯子的手停了一下。

姚夏正在喝第二口西瓜汁，杯子的边缘抵在下唇上。“胡锋？我们班的胡锋？”

“不然呢？隔壁班还有第二个叫胡锋的吗？”陈祺从吧台下面抽出一张深红色的烫金请柬，隔着吧台推过来，请柬的封面上用金色的字印着两个名字，中间是一个她不太认识的字体的“&”符号。“8月中旬，具体日期你自己看。”

姚夏放下杯子，拿起那张请柬翻开。内页是标准的婚礼请柬模板，新郎新娘的名字、时间、地点、流程，所有信息都被整齐地排列在一个浅粉色的、带着暗纹的底图上。

新郎名字旁边印着一张他的证件照，胡锋的脸在照片里比高中时圆了不少，下巴的线条从锐利变成了柔和，头发也从当年的板寸变成了现在这种两侧推平、中间留长的、很常见的职场男性发型。但那双眼睛还是能认出来的——不大，但很亮，笑的时候会眯成两条缝，像两只蜷着身子睡觉的猫。

“他跟谁结婚？”姚夏问。

“你没听过这个名字，外校的，比我们小两届。”陈祺终于把那个擦了很久的杯子放下了，换了一个新的，又开始擦。“你记不记得高二那年，胡锋在元旦晚会上演的那个小品？他演一个卖羊肉串的新疆人，戴着一顶小花帽，用纸糊了一把大扇子在那儿扇，台词全是自己编的，没一句是按剧本来的，把全场笑得前仰后合。”

姚夏嘴角动了一下。“我记得。他那天穿的那条灯笼裤还是从我这儿借的，我跳舞用的那条，他穿上去短了好大一截，露出半截小腿，他就在小腿上缠了两圈保鲜膜说是‘艺术效果’。”

“我当时就在台下，笑得眼泪都出来了。”陈祺把擦好的杯子倒扣在杯架上，声音里带着一种只有在回忆过去时才会出现的、柔和的、像旧照片边缘那种泛黄的暖意，“后来谢幕的时候他不小心踩到自己那条灯笼裤的裤脚，整个人在台上摔了个狗啃泥，把主持人小姐姐的笑场录进了学校的官方录像里，那届的元旦晚会的DVD卖得特别好，听说是绝版珍品。”

两个人都笑了。那个笑声不大，但在安静的酒吧里显得格外清晰，像两块小石子被丢进了一口很深的井里，回声在井壁上撞来撞去，很久才消失。

然后酒吧门口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

不是那种“一群朋友开心地走进来”的嘈杂，而是一种更尖锐的、更刺耳的、带着一种危险的气息的嘈杂——一个女人在哭，声音很大，不是那种矜持的、用手捂着嘴的、不想被人听到的哭，而是一种彻底的、毫无保留的、像是要把身体里所有的水都从这个通道里排出去的、撕心裂肺的哭。

哭声中混杂着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劝，在哄，在说“别哭了别哭了大家都在看你呢”，但那个哭泣的女人显然已经不在乎谁在看她了，她的世界在那个瞬间缩小到了只有她自己和让她哭的那个人，其他所有人都是背景，都是模糊的、不重要的、可以随时被抹去的存在。

陈祺把抹布往吧台上一扔，从吧台后面绕出来，快步走向门口。她的背影在那个瞬间从“一个闲散的酒吧老板”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处理突发状况的成年人”，肩膀的线条绷紧了，步伐加快了，整个人像一台被切换了模式的机器，从待机状态进入了运行状态。

姚夏远远地看着。

那个哭泣的女人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散着，脸上的妆已经哭花了，眼线液沿着泪痕在脸颊上画出两道黑色的、不规则的、像地图上某条被画错的河流的痕迹。

她靠在酒吧门口的墙壁上，身体不受控制地往下滑，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正在失去最后一点生命力的植物。她的朋友用手臂环着她的肩膀，试图把她撑起来，但她的膝盖像被人抽走了骨头一样，每站起来一点就又会塌下去。

她嘴里在说什么，姚夏听不太清，但从口型和那几个反复出现的音节来看，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或者是一个只有她和那个人之间才懂的、某种用来称呼彼此的特殊代号。

她在用那个代号做着最后的、绝望的、明知道没有用但停不下来的呼唤，好像只要她一直喊那个名字，那个人就会从某个地方走出来，站到她面前，像从前那样用手擦掉她脸上的眼泪，然后说一句“别哭了，我在呢”。

姚夏端着西瓜汁的手悬在半空中，目光落在那张哭泣的脸上，落在那两条黑色的泪痕上，落在那个女人的嘴唇每一次张开和闭合时露出的、那些无声的、破碎的、被反复念出的音节上。她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个晚上。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酒吧里，也是这样的灯光，也是这样的位置——靠墙、角落、不容易被人注意到。她面前摆着满满一排空杯子，不是因为她喝得有多快，而是因为她每一杯都只喝了一半就推到旁边去了，她需要的不是酒精，是这个“我在喝”的姿态，是这个“请不要来打扰我”的信号。

那天晚上的事情她从那个夜晚之后就再也没有完整地回想过了。不是忘记了，是封存了，像一个被锁起来的箱子，她知道箱子里有什么，她知道钥匙在哪里，但她选择不去打开。但此刻，在另一个城市的另一个酒吧里，看着另一个女人在做着自己曾经做过的同样的事情，那把锁忽然松动了一下。

不是因为那个女人哭得有多惨，而是因为她哭的那个姿态太像了——那种把自己完全交出去的、不留任何退路的、好像哭完之后这个世界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的天真。

她想起自己当时哭完之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脸上的皮肤紧绷绷的，像糊了一层干掉的胶水，每做一个表情都像是在撕一张很贵的、贴错了位置的贴纸。

她站在镜子前看了自己很久，镜子里的人眼睛是肿的，鼻子是红的，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看起来像一个被用过很多次然后随手丢在角落里的、破旧的人偶。

她想起更早的时候。那个她不愿意细想但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得像昨天才发生过的、那段最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