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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前一个月，五月的周末。

林晚星去学校图书馆自习。她推门进去的时候，沈屿已经在了。他坐在角落位置，面前摊着一本物理习题集，耳机塞在耳朵里，没注意到她。

图书馆里人很少。林晚星犹豫了一下，走到他对面坐下来。

沈屿抬起头，看到她，愣了一下。然后他摘下耳机，把习题集往旁边挪了挪，腾出更大空间。

“你也在。”他说。

“嗯。”

两个人各自低头看书，谁都没说话。但空气很重，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沉闷。

林晚星翻了几页书，一个字都没看进去。她能感觉到沈屿的目光落在她身上——那种小心翼翼的、一触即收的注视。

她心跳得很快。

她想，如果他现在说点什么，她可能会回答。她甚至想，如果他说了，她可能不会再逃。

沈屿张了张嘴。

林晚星的呼吸停了一瞬。

但他什么都没说。他低下头，重新看回自己的习题集，翻了一页，笔尖在纸上划了一下，留下一个小小的墨点。

林晚星等了一会儿。又等了一会儿。

他没有再抬头。

她低下头，继续看书。但那几页书，她翻了三遍才记住第一段的内容。

从那之后，偶遇的频率恢复到正常水平。

林晚星隐约觉得“最近好像不太碰到沈屿了”，但她只当是大家都在备考，出门少了。

五月底，教室里的倒计时牌翻到了个位数。红色的数字被阳光照得有些刺眼，贴在黑板右侧。

林晚星已经不怎么看那个数字了。该复习的都复习了，该做的题都做了，错题本翻得卷了边，笔记本写满了三本。剩下的只是稳住心态。

晚自习的时候，教室里静得能听见心跳声。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细密而急促。

偶尔有人翻卷子，纸张摩擦的轻响短暂打破寂静，然后被更浓的安静吞没。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沉，教学楼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映着一张张低头苦读的脸。

沈屿的便签纸，早已从以前的彩色卡通款换成了最普通的白色长方形，没有任何图案。但字迹还是那么用力，“加油”两个字的最后一笔总像要把纸划破，墨痕深深印在纸背。林晚星每次收到，都会轻轻抚平便签的边角，夹进错题本里。

她每天晚上回到宿舍，洗漱格外迅速，不敢耽误一点时间。爬上床后，从枕头边摸出笔记，床头夹着一盏小小的充电台灯，暖黄色的光线刚好照亮书页，不打扰下铺已经睡着的同学。

她没有把这些便签随便乱放，而是找了一个深蓝色的活页本，把它们一张张按时间顺序排好，仔细夹进去。

从高一第一周他悄悄放在她门口的那张，到现在的每一张，一张都没丢。活页本的封面已经被磨得有些发白，边角卷了起来，页脚沾了淡淡的墨痕。

林晚星压力大到胸闷、烦躁的时候，不会说话，也不会找人倾诉，只是从笔袋里拿出那支沈屿送她的钢笔，静静地写字。

不是做题，不是复习，就是随便写。抄一段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墨几个物理公式，或者在草稿纸上反复写同一个字——“星”，写了又划，划了又写，直到纸页被墨迹浸透。

笔身已经被她握得光滑发亮，金属外壳褪去了最初的光泽，握在手心里凉丝丝的，却又带着一种熟悉的温度。笔尖有点歪，写出来的字末端总带着一个小小的顿挫，像句号没画圆。

她用它写过很多字。密密麻麻的数学推导、复杂的物理模型、工整的英语作文，还有那些从来没有寄出去过的、藏在草稿纸背面的便签——她在上面写过“谢谢”，写过“知道了”，写过“你也是，要加油”。

写了又划掉，划掉了又写，墨迹层层叠加。

有时候，她会对着笔尖发呆，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如果高考结束了，这支笔还会不会继续用？

大学里还会写字吗？

大概会的。

要记笔记，要写论文，要填各种表格。

但还会每天握着它吗？

她不确定。

窗外的夜色更浓了，宿舍里只剩下均匀的呼吸声。林晚星轻轻把笔帽合上，“咔嗒”一声，很轻。

睡吧。

六月，高考如期而至。

前一天晚上，林晚星没有失眠。她安安静静洗了澡，换上棉质睡衣，坐在书桌前，把第二天要带的东西翻来覆去检查了三遍——准考证、身份证放进透明文件袋，黑色签字笔灌好墨水，2B铅笔削好，橡皮、尺规摆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