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面电梯门映出我的脸——眼下青黑一片，头发因为骑车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经常性忙到很晚，让我忘记给车子加油）。

前台小姐用礼貌而审视的目光看了我三遍，才帮我联系了覃柯浅的助理。

“您是覃老师的……？”

“丈夫。”我说。这两个字从嘴里出来，竟然有些发涩。

旋即，前台拨通电话，点头说了两句。

我得知，覃老师，覃柯浅，我的妻子，在18层工作。

电梯上升的时候，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运动鞋。鞋带松了一只，白色的鞋带上有灰渍，我没弯腰系，也没有藏起来。

18层的前台把我引到一片开放办公区。

她说覃老师在会议室，让我稍等。

然后我的视线拐过一个玻璃隔断，就看见了她。

也看见了妻子身边的那群男人。

会议室是透明的——这是外企的标配，用玻璃取代墙体，象征着“开放”与“透明”。

会议室里有一张长桌，覃柯浅坐在主位，两侧和身后站着或坐着七八个男性。

全都西装革履，年轻的，三十上下，头发用发胶固定出精致的弧度，笔记本打开，笔夹在指间，姿态松弛又自信。

他们在讨论什么。

一个穿炭黑色西装的男生，他看起来可能比妻子还小，侧身靠近妻子，指着平板上的某个图表，嘴唇几乎要碰到她耳边。

另一个站在她身后，单手撑着椅背，身体微微前倾，正好形成一个将她半包围的弧度。

她坐在中间，没有避开，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物理空间上的“围合”。

妻子的表情和在家时完全不同。

在家时她是冷淡的、安静的、像一座关掉了供暖系统的房子。

但在这里，妻子的眉宇间有一种我很少见到的锐利，眼珠转动很快，嘴唇抿成一条线，偶尔开口说一句话，那些男人就齐刷刷点头，有人在笔记本上飞快记录。

我隔着玻璃看了约莫一分钟，心跳的节律开始变得不规则。

那不是我熟悉的学术焦虑，审稿人质疑我的论证时，我心里是清晰的、有方向的。

但此刻，胸腔里涌上来的是一团没有结构的东西，像一场没有初始条件的混沌。

我不认识妻子的任何一位同事。

我甚至不知道妻子每天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工作。

那群男人——每一个都比我年轻，比我精神，比我更懂得如何站在她身边而不显得突兀。

他们穿着这个房间默认的制服，说着这个房间流通的语言。

而我穿着一件商场买来的外套，脚上蹬着实验室里防静电地板的运动鞋，黑眼圈深得像两个未闭合的能隙。

我忽然想起一个概念：费米能级。

在固体物理里，费米能级是绝对零度下电子占据的最高能级，高于它的态是空的，低于它的被填满。

此刻，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远低于费米能的电子，我在她世界的“基态”以下，根本不属于这个能带结构。

门开了。

覃柯浅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沓文件和一支银色的录音笔。

她看见我，表情没有变化，只是微微抬了抬下巴：“你怎么来了？”

“你手机落在家里了。”我从卫衣口袋里掏出她的手机。

屏幕有一道裂痕，那是她上次不小心摔的，我一直没帮她修好。

此刻那道裂痕在日光灯下格外刺眼。

她接过去，看了一眼，点点头：“谢谢。我今晚会回去。”

“嗯。”我站在原地，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协议你看完了吗？”

“嗯。”我撒谎了。

会议室里那个穿炭黑西装的男生探出头来，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零点几秒。

那种目光我认识，是打量，是评估，是带有审判地打量一个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坐标系里的异常值。

“覃老师，这位是……？”

覃柯浅没有回头，语气很平：“我丈夫。”

那两个字的发音方式，和前台小姐和年轻男人的提问完全不同。

前台小姐和年轻男人是疑问句的语气，她是陈述句，匀速，无重音，像在说一个不需要展开的事实。

“你忙工作……那你吃了吗？”我问。

“两点的会，现在一点四十。”她说。

那根铅笔芯一样的鞋跟在走廊上立着。

“我可以去楼下等你。”

“不用了。晚上谈。”她说完，转身回了会议室。

门在她身后合上，玻璃又重新把她的世界和我的隔开。

里面的男人们重新围拢过去，像被磁力线牵引的铁屑，没有人再看我一眼。

我在走廊里又站了几秒。

妻子的手机回到她手里，但我忘了把充电线一起带过来。

然后，我注意到她毫不在意地将手机放到一旁，之后就再也没有拿起过。她完全不需要一个通讯录中只有不沟通的丈夫的手机，比不上办公室电脑上固定的邮箱，更比不上工作带给她的安稳。

那根线现在卷在书房的书桌上，旁边摊着那篇投往PRL的论文。第三段的方程我改了七遍，审稿人还是不满意。

我把手插进卫衣口袋，摸到一个东西。

是一颗糖。

忘了什么时候放进去的，也许上周，也许上个月。

糖纸皱巴巴的，里面的糖大概已经化了。

我攥着它，按了电梯的下行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