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门外站了多久，自己也不清楚。

走廊的感应灯灭了，我没有跺脚去唤醒它。

黑暗从两端涌过来，把我夹在中间，像一个边界条件未定的势阱，我既不属于卧室那边，也不属于书房这边，只是悬浮在某一个不被任何方程描述的位置。

后来我听到卧室里传来键盘声，很轻，断断续续。

她在工作，这是我们之间最熟悉的相处方式，她在那一侧敲键盘，我在这一侧站着，中间隔着一扇门上过蜡的木头。

我去了厨房。

冰箱里有一盒鲜牛奶，保质期到后天。

我倒了半杯，放进微波炉，转了一分钟。

微波炉的嗡嗡声在深夜的厨房里显得很响，我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按住了机器的顶盖，好像这样能把噪音捂住。

我忘了她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喝热牛奶。

新婚那阵，她睡前会自己去热一杯，有时也顺便给我热一杯，端到书房。

牛奶杯旁边总是放着一张便签纸，上面写着“别搞太晚”。

那些便签纸有一部分被我夹在某几本专业书里当书签，不是故意的，就是随手一夹，后来再也没拿出来过。

后来她自己也不喝了。

我问过一次，她说“懒得热”。

我听了，没再问。

微波炉叮了一声。

我端着杯子回到走廊。

卧室门还是关着的，我蹲下来，把杯子放在门边的地板上，然后直起身，犹豫了一下，又蹲下去，把杯子往里推了推，让它贴着踢脚线。

然后我就站在那儿，没有敲门，也没有走开。

又过了大约四十分钟。

门开了。

她穿着另一件睡衣，深蓝色的，不是刚才那件浅灰。

头发已经干了，散在肩上，脸上的表情被走廊的暗光削去了大半，只留下模糊的轮廓。

她低头看见了那杯牛奶。

弯下腰，端起来，指尖试了试杯壁的温度，已经不烫了，甚至算不上热，只有一点点余温。

“谢谢。”她说。

这两个字说得客气极了，像是同事之间传递文件时附带的语气，礼貌、完整，但没有任何可以攀附的情感把手。

她站在原地，捧着那杯半温的牛奶，没有喝，也没有看我。

妻子握着杯壁的手指微微收拢又松开，那是一个微小的、不自知的动作，像一个人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

我注意到她的肩膀缩了一下，不是冷，是不自在。

是我不自在，还是她因为我在而不自在？我分不清，也许两者互为因果。

“刚才的事，”我开口，声音比预想的要哑，“对不起。”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快，快到几乎只够完成“看”这个动作本身，来不及加载任何内容。

她没说话。

“我不应该——”

“别说这个了。”她打断了，打断的方式也很客气，不是不耐烦，是平铺直叙地拦下那条话头，像一个精准的门卫，伸手一挡，说“这里不能进”。

走廊又安静了几秒。

她把牛奶杯挪到一只手上，另一只手伸进睡裙口袋，摸出一张纸片。

长方形的，比名片大一些，铜版纸，正面是一幅印象派的画。

睡莲？不太确定，我没细看。

“同事给了两张票，”她说，语气还是那样平，“下周六，市美术馆。你……有没有时间？”

她在说“你有没有时间”的时候，目光落在杯子的奶皮上，没有看我。

我盯着那张票。

“同事？”

“嗯。”

“哪个同事？”

她抬眼，这一次看的时间比刚才长了零点几秒。

“你不认识。”

“男的？”

空气忽然有了重量。

她没回答，“……”

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只是把票收了回去，重新塞进口袋。

“你没有时间算了。”她说，转身要回卧室。

我伸手，没碰到她，只是伸手那个动作本身让空气动了一下，她的后背在我的手指前方几厘米的位置停下来，没有退后，也没有回头。

“我有时间。”我说。

声带发出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频率，那是一个急于抓住什么东西的人才会发出的声音，急躁、不稳、像调错了弦的小提琴。

她沉默了两秒，又把票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走廊的置物架上。

“那周六下午两点。”

置物架上本来放着几本她的外文小说和一把用旧了的美工刀。

她把票压在美工刀下面，压得平整，然后端着牛奶进了卧室。

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条缝，它宽约两指，从这个角度望进去，只能看到她坐在床沿的背影，她正在把那杯已经彻底凉了的牛奶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拿起了手机。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认识她那么多年来，她从来不喝凉牛奶。

我应该再热一次的，但已经来不及了。

我转身回到书房，对着屏幕坐了很久。

论文还停在第三段的那个方程上，光标一闪一闪地等着我，我敲了几行字，又删掉。

凌晨一点多，我听到隔壁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衣柜开门、衣架碰撞、拉链滑动的声音。

她在整理衣物，这个习惯我知道，她每隔一阵子就会清理一批不常穿的衣服，有的叠进收纳箱，有的送人或者捐掉。

那种亚麻布收纳箱放在衣帽间最上层，她每次都够不着，会踩着那个蓝色的小凳子。

我端着一杯水走过去。

不是想去帮忙，只是想……确保她的安全？我也不明白我想要确认什么。

走廊的灯还亮着，我的影子又落在了她的卧室门口。

卧室门这次是大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