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公司的车停在楼下的时候，我正在厨房洗那只杯子。

她昨天早上用过的那个，白色陶瓷，杯壁上印着一只褪了色的猫。

我洗了很多遍。

其实第一次就洗干净了，但我又洗了第二遍，第三遍，手指反复摩挲着杯壁上那只猫的轮廓，指甲刮过釉面，发出细小的、吱吱的声音。

水龙头一直开着，水流打在杯底，溅到我的袖口上，我没有关。

门铃响的时候，我把杯子放在沥水架上，杯口朝下。

水滴沿着杯壁往下淌，和昨天她放的那个角度一模一样。

我走到玄关，开门。

三个穿着深蓝色工装的搬家工人站在门口，领头的手里拿着一张单子，上面写着覃柯浅的名字和她勾选的项目。

“您好，是覃女士叫的搬家公司。”

“嗯。”

“东西在哪个房间？”

我侧身让他们进来，指了指主卧的门。

门开着，从她昨天早上出门到现在，那扇门一直没有关。

我没有进去过，但也没有关上。

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工人们鱼贯而入。

他们很专业，动作快，说话声音不大，但走廊里的声控灯还是被脚步声震亮了。

惨白的光打在深色的地板上，把整个走廊照得像一间手术室。

我站在走廊口。

第一个工人从主卧搬出一个纸箱。

封口胶带是透明的，透过胶带能看到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书，英文的，封面大多是冷色调，书脊上没有我熟悉的物理学期刊名称。

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带起一阵风，那阵风里有纸箱的味道、胶带的味道，还有一点点她衣柜里樟脑球的味道。

第二个工人拖着一个黑色的大号行李箱。

我知道那个箱子，去年她去瑞士开会时买的，回来的时候托运标签还没有撕，贴在把手下方，上面印着日内瓦机场的三字码，GVA。

第三个工人抱着一摞收纳箱，透明的塑料材质，能看到里面的东西。

围巾，手套，夏天的短袖，叠得方方正正。

妻子的手很巧，叠衣服的时候会把领口朝外，拉开拉链的时候会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拉链头慢慢滑到底，从不会卡住。

我看着那个箱子从走廊经过，声控灯在此时灭了一次，因为我们沉默了太久。

我跺了一下脚，不是故意的，是身体自己在动。

灯又亮了。

第四个工人……没有第四个，只有三个。

他们来回走了很多趟。

每一趟，走廊的声控灯都会亮起，然后在我独自等待的时间里慢慢暗下去，暗到只剩一点橙色的、将灭未灭的钨丝余晖，然后“嗒”的一声，彻底熄灭。

我站在黑暗里，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又从主卧方向传来，灯再次亮起，如此反复。

我不知道自己数了多少趟。

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外面有风，吹动了纱帘。

纱帘是白色的，她去年春天换的，之前那幅米色的太厚了，她说遮光太强，周末在家容易睡过头。

换上去那天她踩在凳子上，我站在下面递挂钩给她，她说“左边高了一点”，我往低了调了一点，她说“右边又低了”，我说“差不多就行”，她从凳子上低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的表情，我现在想起来了。

不是生气，不是无奈，是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大概是“算了”。

后来那幅纱帘就一直挂在那里，左边比右边高了半厘米。

我在无数个白天和黑夜里从它面前经过，从来没有把它调平过。

现在它被风吹起来，像一个没有穿衣服的人，薄薄的，透明的，什么也挡不住。

主卧里传来拉链的声音。

不是行李箱，是那种大号的衣物防尘袋。

我往里看了一眼，只是用余光，没有转头。一个工人正把她的长外套一件一件地往外搬，藏青色的羊毛大衣，驼色的风衣，黑色的羽绒服。

每一件都用衣架撑着，外面套着半透明的防尘袋，领口处露出颜色各异的标签。

这些衣服我曾经无数次从她身上看到过，但此刻被一个陌生男人提在手里、扛在肩上、穿过走廊、消失在电梯间的样子，让我觉得它们不属于她了。

或者说，它们曾经是“她的衣服”，现在只是“衣服”。

最后一趟。

那个领头的工人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钥匙，主卧衣柜顶柜的钥匙，上面贴着一小块蓝色胶带，写着“顶柜”两个字。

他把它放在玄关的鞋柜上，然后朝我点了点头。

“先生，都搬完了。麻烦您让覃女士确认一下，东西齐不齐，有没有损坏。”

“她不在。”我说。

“那您帮忙转达一下。”

他走了。

三个人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了几下，然后电梯门关上，一切归于安静。

走廊的声控灯亮着。

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等着它灭。

它灭了。

我没有跺脚。

黑暗涌上来，从走廊的两端同时向中间挤压，像两个相对传播的波包在相遇时叠加成一个更高的峰。

我伸出手，在黑暗中摸到了墙壁。

壁纸的纹理是细小的、规则的、重复的，像某种低维晶格。

我的指尖一格一格地滑过去，冷，硬，没有温度。

主卧的门还开着，我走进去。

空的。

衣柜门大敞着，里面只剩下几根空衣架，挂在横杆上，偶尔被穿堂风吹动，发出极轻的、金属碰撞金属的声音。

丁，丁，丁。像远处教堂的钟声，被压缩成了最小的单位。

她带走了所有的衣服，所有的，连那件灰色羊绒衫、那条左袖口纽扣松了还没来得及缝的都带走了。

但床头柜上还留着一盏小灯。

那盏灯是她的，米白色陶瓷底座，米白色亚麻灯罩。

插头还插在墙上，我没有拔。

抽屉拉开了一半，空的。

但抽屉底部垫着一张白色的硬卡纸，卡纸上用铅笔写着几行字，是她自己裁的尺寸，刚好和抽屉底部严丝合缝。

上面没有留言，只有几道铅笔画的直线，用来标记杂物摆放的区域。

最右边那个小方格里，写着两个字：“药贴。”

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站了多久。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走廊的灯又亮了，也许是风把哪扇门吹动了，也许是楼下的脚步声传了上来，也许只是我自己的呼吸太重。

我走到走廊尽头，把那扇主卧的门拉上了。

门锁咔嗒一声扣进门框，这一次，不是她关的，是我。

走廊的灯还在亮着。

我抬起头，看着天花板那只白色的感应器。

它像一只圆形的、没有瞳孔的眼睛，冷漠地、尽职地监测着这个空间里的每一丝动静。

我屏住呼吸。

一秒。两秒。三秒。

灯没有灭。

四秒。五秒。

维持了五秒，然后它开始闪烁，亮度从百分之百降到七十，降到四十，降到十五，降到一个刚好能让我看到她消失的走廊尽头的阈值。

六秒。灭了。

这一次，我没有再等它亮起。

我在黑暗里转过身，摸索着走进了书房，关上了门。

窗外，搬家公司的卡车发动了。

引擎的声音从楼下传来，低沉，缓慢，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最后被午后的蝉鸣彻底淹没。

***

她搬走后的第三天，我开始热牛奶。

不是刻意的。

是晚上路过厨房，看到冰箱上贴着的那个便签条，“牛奶保质期到后天”，她的字迹，圆珠笔写的，笔画末梢微微上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