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后的公司大厅和白天不同。
白天的大理石地面被来往的鞋底磨出一种忙碌的光泽，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和打印纸的味道，前台小姐的电话响个不停，电梯门开开合合，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活塞。
到了傍晚，这些声音都退了潮，只剩下保安的脚步声和中央空调低沉的嗡鸣，偶尔有加班的员工拖着疲惫的步子走出来，刷卡出门，消失在暮色里。
我坐在大厅靠墙的那排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德汉词典。
不是装的，真的在读。
第一页的冠词表格几乎背下来了，der, die, das, des, dem, den，六个格，三种性，没有规律可言。
以前我觉得物理很难，现在发现德语更难。
物理的规律是客观存在、只需要发现的；德语的规律是人造的、矛盾百出的、需要死记硬背的。
但我在背，不是因为这些规律有用，是因为她在用。
椅子是硬木的，靠背很直，坐了半小时腰就开始酸。
我没有换姿势，把词典翻到第二十页，开始背名词复数。
保安大叔走过来，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杯，在我旁边坐下，他认得我。
不是因为我常来，是我来过几次，每次都坐这个位置，每次手里都拿着不一样的东西，花，词典，或者什么都不拿，只是坐着。
“又来接你太太？”他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
茶香飘过来，龙井，明前。
“嗯。”
“她几点下班？”
“不知道。有时候早，有时候晚。”
“那你等多久了？”
“四十分钟。”
他看了看我手里的词典，“你是教书的？”
“嗯，大学物理。”
“怪不得。”又喝了一口茶，“教书的都有耐心。我儿子也是教书的，中学数学，回家从来不跟老婆吵架。我问他不吵架？他说没时间吵，改作业都改不过来。”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我回了一个差不多的弧度。
大厅的自动门开了，进来一个穿深色西装的年轻男人，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看了我一眼，走到前台问了一句话。
前台小姐朝我的方向指了指。
他走过来,“您是覃老师的先生？”
我已经不需要停顿了。“是。”
“您好您好，我是她同事，姓陈。”他把文件夹换到左手，伸出右手，“上次覃老师做的那份合同翻译，客户非常满意，想当面感谢她。您能不能帮忙转达一下？我这边先走了，还有个会。”
我握了握他的手，“好，我转达。”
他走了。
前台小姐朝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你又被认出来了的意味。
我也笑了笑。
指腹摩挲着词典的封面，深蓝色的布面已经被磨得有些发白了，边角起了毛，她用了很多年。
现在它在我手里，在我的膝盖上，在我等待她的每一个傍晚里，慢慢变成一本有体温的书。
不是有温度的，是有体温的。
温度是环境给的，体温是人的。
自动门又开了，这一次是她。
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毛大衣，围着一条浅灰色围巾，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手提包。
头发放下来了，披在肩上，发梢微微向内卷着，是今天刚做的，还是一天下来的自然弧度？我不知道。
但她的脸色看起来不错，嘴唇上有一点淡淡的颜色。
她看到我，脚步没有加快也没有放缓，匀速走过来，在我面前站定。
“等很久了？”
“没有，刚到。”
她把包递给我，我接过来，把词典夹在腋下，挎着她的包，站起来。
保安大叔已经走了，保温杯和龙井茶一起消失在大厅的某个角落。
“今天德语学了吗？”她问。
“学了，名词复数。”
“有什么规律？”
“没有规律。”
她嘴角弯了一下，那是一种很轻的笑，像蜻蜓点水，水面只起了一点点几乎看不到的涟漪，但我知道那下面有鱼。
我们并肩走出大厅。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行道树的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几片在风里发抖。
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
我走在她的左边，靠近马路的那一侧。
不是故意的，也许是故意的，只是这个故意已经被训练成了一种不需要思考的习惯。
“今天有人来问我是不是你先生。”
“谁？”
“一个姓陈的同事，他说你那份合同翻译客户很满意，让我转达。”
“哦，陈远。他做并购的，人挺好的。”
“嗯。”
走了一段路，安静的路，只有脚步声和远处车流的底噪。
“薛默塭。”
“嗯。”
“你现在被人问‘你是不是覃柯浅的先生’，不会不自在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是。”
风吹过来，把她的围巾吹开了一角。
我伸手，没有帮她系回去，只是把词典换到另一只手上。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
但走了几步之后，她的左手伸过来，勾住了我右手的食指。
不是十指相扣，是小指和无名指之间那个缝隙，刚好够一根食指插进去。
她的手比我的小很多，指节细长，指甲剪得很短，没有涂颜色。
我们就这么走着，一根食指勾着另一只手的侧缘，像两个刚开始学走路的孩子互相搀扶，摇摇晃晃的，还不够熟练，但已经不再害怕摔倒了。
“明天想吃什么？”我问。
“你做的都行。”
“那番茄牛腩？”
“昨天吃过了。”
“莲藕排骨？”
“前天吃过了。”
“那你到底想吃什么？”
她停下来，侧过头看着我。
路灯的光落在她脸上，把她的五官照成一种柔和的、半透明的琥珀色。
围巾遮住了她的下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是深棕色的，瞳孔中央有一点小小的、亮亮的光。
“吃什么都行，只要是你做的。”
她转回头，继续走。
我的食指还在她的指间，她的手指收紧了一点。
车停在路边，我解锁，拉开副驾驶的门。
她弯腰坐进去，把包放在腿上。
我绕到驾驶座，发动引擎。
暖风开到了最大，出风口对着她的方向吹。
她没有说话，把围巾解下来，叠好，放在膝盖上，然后转过头看着窗外的夜色。
路灯一盏一盏地向后退，橘色的光在她的脸上流过来，又流过去，像一种缓慢的、温柔的、不需要意义的抚摸。
“今天累吗？”我问。
“还行。下午有一个小时的同传，时间不长，但内容很密，是一个医疗器械的上市许可申请。德文的，很多拉丁词根，不太熟。”
“那你怎么翻的？”
“猜。”她转过头看着我，“猜对了百分之九十。”
“厉害。”
“你也会的，德语学久了，猜词的能力就会变强。不是因为你知道得多，是因为你知道得够多之后就能看到规律。规律不分物理和语言，都是对世界的简化。”
我在红灯前停下来，转头看着她，她的侧脸在仪表盘的微光里显得很安静，睫毛低垂着，目光落在自己交叠在膝盖的手上。
“柯浅。”
“嗯。”
“你以前说过，有些话需要被问才会说。”
她抬起眼睛，看着我的侧脸。
红灯变成绿灯，后面的车按了喇叭。
我踩下油门，车滑过路口，路灯的光在挡风玻璃上一明一暗地跳跃着。
“我现在在学，学怎么问。可能问得不好，问得不对，问了很多遍你烦了。但我会一直问下去。”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
车已经开过了三个路口，开过了她公司楼下那家叫“Solo”的咖啡馆，开过了地铁站，开过了一座桥，桥下的河面在夜色里闪着碎银般的光。
“你今晚想问什么？”她终于开口了。
我在下一个红灯前停下来，转头看着她。
她露出完整的脸，没有化妆，嘴唇是这个冬天干燥的、有点起皮的、本来的颜色。
但她很好看，不是因为五官，是因为她看着我的方式。
“今晚想问的是，你愿意搬回来吗？不是住几天，是搬回来。把你的东西从林末那里、从酒店里、从那些我不知道的地方，全部搬回来，衣柜空了很久。”
她看着仪表盘上跳动的数字。
车窗起了雾，外头的路灯变成了一团团模糊的光晕。
“我考虑一下。”她说。
绿灯亮了，车后面没有喇叭。
我的手放在档把上，她的右手放在扶手箱上，我们的小指碰在一起。
这一次她没有缩回去。
那天夜里她没有再提搬回来的事，我也没有追问。
躺在床上关了灯，她的手还放在我的胸口上，掌心贴着心跳，像一个人把手按在一本合上的书上，不读只是感受它的厚度和温度。
窗外的风把纱帘吹起来又放下，路灯的光在地板上移动，从床头挪到床尾，从床尾挪到墙角，最后消失在窗帘的褶皱里。
我听着她的呼吸从清醒变成沉睡，手在她的后背上轻轻拍着，一下一下，像在安抚一个终于肯闭眼的婴儿。
清晨醒来的时候她还在睡。
头发散在枕头上，被子拉到锁骨，露出肩膀。
我轻手轻脚地下了床，把被子掖好，去浴室洗漱，换衣服。
今天上午有课，九点五十，量子力学。
教案昨晚已经备好了，放在公文包里，还有那本德汉词典，现在随身带着，有空就翻两页。
厨房里，我把牛奶倒进锅里，开小火。
黄铜锅底开始冒出细小的气泡，用木勺慢慢搅着。
她还在睡，不急着叫她。
牛奶热好倒进杯子里，放在餐桌上，旁边扣着一个空碗，等她自己决定吃什么，然后我背着包走到玄关换鞋。
门铃响了。
清晨七点，门铃响了。
我愣了一下，开门。
三个穿着深蓝色工装的搬家工人站在门口，领头的手里拿着一张单子，和几个月前她搬走时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同一家公司，同一种工装，同一种“早上好，我们是搬家公司”的语气。
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不是来搬东西走的，他们是来送东西的。
“您是薛默塭先生吗？这是覃柯浅女士的行李，一共四箱，两袋，请签收。”
走廊里堆着纸箱，四个，大小不一，封口胶带贴得很整齐。
还有两个深蓝色的行李袋，纸箱上贴着标签，用马克笔写着里面的内容，“书”“冬衣”“鞋”“厨房”。
是妻子的字迹。
厨房那个箱子上面还画了一个锅的简笔画，寥寥几笔，但能看出来是一只汤锅。
我站在那堆行李前愣住了。
工人们等了一会儿，“先生，您签收一下？”
我签了，名字写得很潦草，最后一个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门关上之后，我蹲下来，看着那堆箱子，没有马上拆，只是看着。
封口胶带在最上面的那个箱子上贴了两道，交叉成一个十字，十字的中心微微鼓起，大概是里面的东西撑的。
什么书这么厚？字典？还是她那些法文小说？
我伸出手指戳了戳那个鼓起的地方，硬的，有棱角，大概是一本精装书。
不知道蹲了多久，身后传来脚步声。
妻子的，穿着拖鞋，踩在地板上轻轻的，嗒，嗒，嗒。
“吵醒了？”我问。
“没有，我闻到牛奶味了。”
她走过来站在我旁边，穿着那件浅灰色的家居服，头发还是乱的，脸上带着刚睡醒的、没有化妆的、眼睛微微有些肿的表情。
她低头看着那堆箱子，我蹲着仰头看她。
“你不是说‘考虑一下’吗？”我问。
“嗯，考虑完了。”
“什么时候考虑的？”
“昨天晚上，在你问我之后。”
“那这些箱子——”
“早就收拾好了。”她的目光从箱子上移到我脸上，“在林末家就收拾好了，不是因为你问了我才收拾的，是因为我一直在等一个被问的时机。”
走廊的声控灯在这个时候亮了一下，大概是楼下有人关门震动了天花板。
惨白的光照在那堆箱子上，把马克笔的字迹照得一清二楚。
她的笔迹，圆珠笔，笔画末梢微微上挑，和几个月前贴在牛奶盒上的便签条一模一样。
“你早就决定搬回来了？”我问。
“我决定给自己一个可以搬回来的准备，然后等一个应该搬回来的理由。”她蹲下来和我平视，“你昨晚问了我。”
“如果我一直不问呢？”
“那这些箱子会一直在林末家放着。放到发霉，放到落灰，放到我忘了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
走廊的光灭了我们都没有去跺脚，在黑暗里蹲着面对面。
“薛默塭，你还记得你昨晚问我你愿不愿意搬回来的时候，我说我考虑一下。”
“记得。”
“那个考虑一下不是犹豫，是想让你再问一遍。”
“……为什么？”
“因为我想听你说两次。第一次证明你问了，第二次证明你真的在意答案。”
我张了张嘴。
她伸出手按住了我的嘴唇，“不用说了，你已经问了，答案你看到了。”
她站起来走进厨房。
我蹲在走廊里继续看着那堆箱子。
声控灯又亮了，大概是她在厨房里倒牛奶时杯子碰到了料理台。
光再一次照亮那些马克笔的字迹，这一次我看得更清楚了，“书”那个字的竖钩写得很有力，收笔的时候微微向左拐了一个小弯，是她写字的特点。
我以前从没注意过。
“薛默塭。”她在厨房里喊。
“嗯？”
“牛奶凉了。”
“来了。”
我站起来，走进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