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默塭，到了那边可能联系不上外面。”
“我知道。”
“你怕不怕？”
“怕什么？”
“怕回不去。”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指尖微微发颤。
“回得去，我们一起。”
矿区在一个山谷里，几排板房，一个简易的选矿厂，一座光秃秃的山。
海拔三千米，空气稀薄。
晚上的时候星星很近，密密麻麻地铺满整个天空，像一大把被谁随手撒出去的发光的种子。
她的工作从第二天开始。
每天早上去会议室，坐到谈判桌的一侧，戴上同传耳机，开始翻译。
中方的代表，塔方合资格方的代表，双方律师、工程师、财务人员。
她坐在中间，像一个精密的转换器，把一种语言变成另一种，把一个意思变成等价的另一个。
谈判卡住的时候，全场都沉默了。
所有人都看着她，等她翻译下一句话，她摘下耳机，揉了揉眉心。
“休息十分钟。”她说。
我坐在会议室角落的折叠椅上。
那本德汉词典带着，翻开了但没有读，只是看着她。
她站起来走向窗边，把额头抵在玻璃上。
玻璃很凉，外面是灰黄色的山谷。
“柯浅，很累吗？”
“有一点。”她转过身靠在窗台上看着我，“不是翻译累，是心累。两边都不让步，我说再多也没用。”
“你不是没有用，你是唯一的桥。他们分居在河的两岸，没有你，连吵都吵不到一起去。”
她看了我一会儿，走回谈判桌，戴上耳机，说：“继续。”
两周里，谈判起起伏伏。
有时候进展顺利，一整天都在敲定条款的细节；有时候彻底卡住，双方各自回到自己的板房，整晚不 communication。
她在那些沉默的夜晚坐在板房门口，披着那件深灰色大衣，膝盖上放着那本薄的海涅诗集。
我坐在她旁边，把围巾解下来搭在她肩膀上。
“薛默塭，你后不后悔跟我来？”
“不后悔。”
“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你在乎的那些物理学家和物理定律。”
“有你。”
她靠在椅子上，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
“你看，北斗七星。”
“嗯。”
“在北半球都能看到。”
“嗯。”
“不管在哪里，只要抬头，都能看到同一片星空。你在上海看到的是这些星星，我在塔吉克斯坦看到的也是这些星星。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同。”
最后的谈判在第十四天结束。
双方签了协议，握手、合影、相互说着客套的、被翻译过很多遍的、已经失去了原本情感温度的话。
她站在人群中央，手里拿着那份签字的协议，脸上表情平静，像每次完成一个项目之后的平静，那种把所有的精力都消耗殆尽之后，剩下的、干净的、没有杂质的空白。
我走过去，站在她旁边。
“结束了？”我问。
“嗯，结束了。”
“回家？”
“回家。”
回去的路上，天黑了。
越野车在山谷里颠簸，她靠在我肩上，闭上了眼睛，手握着我的手，手心很热。
窗外没有灯，只有车灯照亮前面一小段路，和满天的、密密麻麻的、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们的星星。
“薛默塭。”
“嗯。”
“你知不知道，谈判第二天，最卡的那天，我在窗边想什么？”
“想什么？”
“想如果你不在那个角落坐着，我可能撑不下来。”她在黑暗里握住我的手，“有很多原因，动荡，压力，和不准确的安全，我很怕……”
“有你在，就不是一个人。”她又说。
窗外有风，吹起黄沙打在车窗上，沙沙的，像有人在远处轻轻敲着门。
我握着她的手，在颠簸的车上数她的呼吸，比平时慢，比平时沉。
她睡着了，在我的肩膀上，在塔吉克斯坦的深夜里，在从矿区回杜尚别的路上。
她的头靠在我肩窝里，手还握着我的手没有松开。
我凑过去，嘴唇碰了碰她的头发。
沙尘的味道，干涩的。
“回家给你炖汤，排骨莲藕，加土豆。”声音很小，小到只有自己能听到。
从塔吉克斯坦回来后的第一周，她的睡眠没有恢复。
不是失眠，是噩梦。
每天凌晨两三点，她会突然惊醒，手攥着被角，呼吸急促，瞳孔在黑暗里放大。
不尖叫，不大口喘气，沉默地、用力地把自己从某个我看不到的深渊里拽上来。
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她醒过来看到我的脸，愣了愣，然后说“没事，做梦了”，翻过身背对着我，肩膀缩起来。
我没有追问，只是把手放在她后背上，感觉到她的脊柱在皮肤下面僵硬地、一节一节地慢慢松弛。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每一个夜晚都在重复。
矿区那个翻译同事做噩梦做了一个月，她说过的，现在轮到她了。
她是那种做事从不给自己留后路的人，接了任务就拼到底，不管是不是边境、是不是动荡、是不是只有她一个翻译，她不会在电话里跟公司说那边太危险了，能不能派别人；不会在谈判桌上说这个术语我不确定，能不能换一种说法；不会在我面前说我很累，我不想再做梦了。
她只会翻过身，背对着我，把自己缩成一个很小很小的、不占用太多空间的、不给任何人添麻烦的形状。
然后第二天早上准时起床，洗漱，穿好衣服，去公司。
连续几天之后，我申请了不再担任博导。
不是辞去教职，只是不再带新的博士生。
邮件发给系主任的时候是深夜，她刚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在浴室里洗脸。
水龙头开着，水声很大，盖住了其它声音。
我坐在床边，手机屏幕的光照着我的脸。
系主任回复得很快：“薛教，你想清楚了？博导津贴虽然不多，但带了这么多年……”
我回：“想清楚了，家里需要我。”
不是“她需要我”，是“家里需要我”。
这个家在过去三年多里一直是她在撑，打扫、做饭、交水电费、记得我的每一个截止日期、在我忘了结婚纪念日的时候说工作重要。
现在换我。
那之后的日子有了新的节奏，早上六点二十起床，把牛奶热好，吐司烤好，鸡蛋煎好。
她七点出来的时候，早餐已经摆在桌上了。
我送她去公司，开车三十分钟。
她会在车上继续看资料，或者闭眼休息。
我不开收音机，提供给她一个在“大战”前能尽量保持安静的能够喘息的坏境。
到公司楼下，她解开安全带，我会说“晚上我来接你”，她点头，推开车门，走进大楼。
白天，我上课、开会、改论文，不再接新的课题，不再申请新的项目，把手头的工作收尾。
系里的同事大概听说了什么，没有人多问。
老宋只是在一次组会结束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薛老师，家里的事要紧。”
我点头。
下午去超市，买菜、买花。
花是白色的，洋甘菊或雏菊，偶尔是马蹄莲，买来插在客厅的花瓶里，透明的玻璃瓶，她结婚时买的，落了一层灰，我擦干净了。
傍晚去接她下班，她在公司门口看到我，有时会微微一愣，好像还没习惯有人来接。
她上了车，系好安全带。
“今天怎么样？”我问。
“还好。”
“德语呢？”
“今天没时间学。”
“晚上呢？”
“好吧，看来我又要成为薛教授的老师了。”
“因为学生愚钝，需要老师的殷切教导。”
她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嘴角有一个很小的、看不到的弧度。
回家后我做饭，她坐在沙发上看书或者回邮件，偶尔会走到厨房门口站一会儿，但不会说话，只是看着我在灶台前忙。
“薛默塭，你以前从来不做饭。”
“以前不会，现在在学。”
她走进来，从背后抱住我，额头抵着我的后肩，手环着我的腰，不说话。
新戒指是在塔吉克斯坦回来的第二周买的。
不是蓄谋已久，大概蓄谋了更久。
从分手后，就开始看，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那天下午没课，我去了商场，那家我们一起买相框的店旁边的珠宝柜台，看中了一枚铂金的素圈，比结婚的那枚细一些，内壁刻着一行小字。
我让店员拿出来看了很久，手指摩挲着那行刻字，刻的是德文。
Ich bin da。
我在。
用信封装好，放在大衣内袋里，没有马上给她。
不是时机不对，是还没想好怎么说。
以前的戒指是我们一起挑的，最便宜的款式。
她说不想要钻戒，以后再说，以后没有来，现在我不想等了。
送花是在一个普通的周三。
白色的洋甘菊，用牛皮纸包着，系了一条米白色的丝带。
我从公司接上她，她看到副驾驶座上的花，愣了一下，“又买花了？”
“嗯。”
“今天什么日子？”
“不是日子，就是想买。”
她抱起那束花低头闻了闻。
洋甘菊的味道很淡，几乎闻不到，但她闻了很久。
“薛默塭，你变了。”她看着窗外。
“哪里变了？”
“你以前不买花。”
“以前不知道你喜欢花。”
“我没说过我喜欢花。”
“你书房窗台上有一盆干死的多肉，它活着的时候你每天看它。”
她没有否认，把花放在膝盖上，手指拨弄着花瓣。
噩梦在第三周慢慢变少了。
从每天到隔天，从隔天到偶尔。
但每一次惊醒，她还是会缩成那个很小的形状，不发出声音，以为自己没有吵醒我。
我会在黑暗里伸出手，放在她后背上。
“我在。”我说。
她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找到我的手，握住。
那枚戒指是在一个周末的早晨给她的。
阳光从窗帘缝隙挤进来，在床上画出一条细细的亮线。
她刚醒，头发乱着，揉眼睛。
“柯浅。”
“嗯。”
我从枕头底下拿出那个信封，放在她手边。
她看了看信封，又看了看我，“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
她打开信封，倒出那枚戒指。
铂金的，细圈，在内壁刻着一行很小的字。
她对着晨光看了很久，眯着眼辨认那几个字。
“Ich bin da。”
“我在。”
她用拇指摩挲着那行刻字。
那枚结婚时的银圈还戴在她的无名指上。
新戒指更细，可以戴在它旁边，或者替代它。
她看着自己手指上那枚戴了三年多的、最简单的、没有任何装饰的银圈。
“薛默塭，你这是——”
“不是求婚。我们已经结了，也不是弥补，以前那枚太小了，你手指勒出过印子。我知道你一直没换是因为你不舍得花钱在自己身上，我给你买。”
她低下头看着掌心里的戒指，看了很久。
窗外的光照在那枚铂金戒指上，把那行刻字照得很亮。
她没有说我愿意，没有说谢谢，没有说话，只是把那枚新戒指戴在了无名指上，和那枚旧银圈并排。
两枚戒指，一旧一新，一粗一细，紧紧挨着。
她把手举到眼前看了很久，然后靠过来，把头靠在我肩上，我环住她的肩膀。
“旧的不摘了？”
“不摘了，两个都戴。”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刚醒的、微微沙哑的质感。
阳光在我们脚边慢慢移动。
“薛默塭，你什么时候刻的字？”
“上周。找了一家珠宝店，他们可以激光刻字。我说刻德文，店员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我在。她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这个客人很奇怪。”
“她说对了，你确实很奇怪。”
“哪里奇怪？”
“物理教授，学德语，买花，做饭，刻戒指。你的论文怎么办？”
“论文可以慢慢写，你只有一个。”
她很久没有说话。
窗外的阳光从床尾移到床头，那束洋甘菊放在床头柜上，牛皮纸皱了，花瓣有一点点蔫，但白色还是白的。
她伸出手，用小指勾住我的小指。
“薛默塭。”
“嗯。”
“你明天早上做什么？”
“热牛奶，烤吐司，煎鸡蛋。送你上班，买菜，接你下班，做饭。”
“后天呢？”
“一样。”
“大后天呢？”
“一样。”
“你不烦吗？”
“不烦。”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光，不是泪，是阳光从窗帘缝隙挤进来的那一条亮线刚好落在她瞳孔里。
“那以后每天都一样。”
“好。”
她把脸埋在我肩窝里，呼吸慢慢变深变慢。
没有噩梦，没有惊醒，只是睡了。
在周日早晨的阳光里，在我怀里，在有洋甘菊味道的枕边。
我低着嘴唇碰了碰她的额头，“Ich bin da,柯浅 。”
她的手指在我手心里收紧了一下，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