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我没有去便利店。

不是因为不想去。是因为项目组突然通知开碰头会，我在酒店附近的会议室里坐了一整天，听一堆人讨论展陈方案、动线设计、灯光布局。

那些字我每个都认识，连在一起就听不进去了。

脑子里全是她。

她早上有没有按时开门？给老太太装盐的时候有没有说“小心台阶”？中午有没有好好吃饭？蝴蝶结是不是又系歪了？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几下。是项目组的群消息，不是她的。

我还没加她的微信。

这说起来很荒唐——我们重逢四天了，每天见面，每天说话，每天吃她煮的面，但我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她没有提，我也没有。

好像我们默认了，见面就够了。不需要电话，不需要消息，不需要那些“你在干嘛”“吃了吗”“晚安”的日常废话。

见面就够了。

但今天见不到。

我才知道，不够。

远远不够。

下午五点，会终于开完了。

我从会议室出来，站在马路边，看着车来车往。

手机握在手里，屏幕亮着，通讯录是空的。

我没有她的号码。

她也没有我的。

我站在路边，想了很久。

然后我打了一辆车。

“去哪儿？”

“老城区，幸福里。”

“幸福里不是拆了吗？”

“那就去幸福里旁边的便利店。”

“常安便利店？”

“你知道？”

“知道。那家店好几年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你是去那里？”

“嗯。”

“那家店的老板，人挺好的。”他说。“有次我半夜路过，车没油了，去她店里买水，她看我太累了，给我泡了碗面。”

“她给你泡了面？”

“对。没收钱。说‘大晚上的，开车辛苦’。”

我没说话。

车窗外，街灯一盏一盏往后退。

“她这个人吧，”司机又说，“看着话不多，但心善。这条街上的人都知道。你有空替我跟她说声谢谢。”

“好。”我说。

我会替你转达的。

但我今天还没见到她。

出租车停在便利店门口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灯箱亮着。

白色的光，明明灭灭，像一个人的呼吸。

隔着玻璃门，我看见店里亮着灯，货架上的商品整整齐齐，收银台后面没有人。

她不在。

我推门进去，风铃响了。

叮铃——叮铃铃——

左边的铃铛还是慢半拍。

“常安？”

没人应。

厨房的门关着。我走过去，敲了敲门。

“常安？你在里面吗？”

没有声音。

我又敲了两下。

“常安？”

这一次，里面传来一个很小的声音。

“嗯……”

我的心猛地一沉。

推开门。

厨房的灯没开。只有灶台上方的小灯亮着，昏黄的光照着一小片地方。电磁炉上的锅盖歪了，半锅水没烧开。地上有一个打碎的碗，碎瓷片散了一地，面条和青菜混在水渍里，像一幅被毁掉的画。

她蹲在墙角。

背靠着冰柜，两只手抱着膝盖，头埋得很低很低。

“常安！”我蹲下去，伸手去碰她的肩膀。

她的手冰凉。

“你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

她慢慢抬起头。

灯光照着她的脸。她的脸色很差，苍白得像纸，嘴唇发紫。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碎发粘在皮肤上，一缕一缕的。

“没事。”她说。“就是……有点晕。”

“你别跟我说没事。”我的声音在发抖。“你刚才是不是晕倒了？这个碗是你打碎的吗？”

她没回答。

我伸手去摸她的额头。

烫的。

“你在发烧。”我说。“你发烧了你知道吗？”

“知道。”

“知道你还开店？”

“没事……”

“夏常安，你再跟我说一次没事试试。”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

没说话。

我深呼吸了一下，让自己冷静一点。

“能站起来吗？”

她试着站起来，膝盖刚伸直一点，整个人就往旁边歪。